中國元帥劉伯承(48)

四八

　　伯承同志對於自己的使命，是兢兢業業以求實現的。過去的事情不用談它，單以最近五年來說，奉命堅持敵後抗戰，遵行三民主義抗戰建國綱領和黨的政策，未嘗逾越一步。他對上級命令和指示，從未粗枝大葉，總是讀了又讀，研究了又研究，力求適應自己的工作環境而加以實現。在實行中，且時時注意著檢查，務使貫徹『海底』。『深入海底』，差不多是他日常教育同志的口語。

　　伯承同志熱愛我們的同胞，每聞敵人姦淫燒殺的惡行，必憤慨形於顏色；聽到敵人抓壯了，便馬上寫出保護壯丁的指示；聽到敵人搶糧食，馬上考慮保護民食的方法；聽到敵人燒房子，馬上提倡挖窯洞，解決人民居住問題；聽到有同志不關心群眾利益，便馬上打電話或電報加以責備。還是不久以前的事，他看到駐村外面的道路被水沖壞，行人把麥田變成了道路，他馬上督促把道路修好，麥田得到了保全。這類的事在他身上太多了。他不僅率領自己的部隊，從大小數千次的流血戰鬥中，來保護國家的土地和人民的生命財產，而且在日常生活中，處處體現著共產黨員熱愛國家和人民的本色。

　　伯承同志熱愛自己的同志，對幹部總是循循善誘、諄諄教誨，期其進步。他和同志的談話時間很多，甚至發現，同志寫錯了一個字，也要幫助改正。在他感召下得到轉變和發展的幹部，何止萬千。

　　伯承同志是勤讀不倦的模範，他不僅重視理論的研究，尤其重視理論與實際相結合。他常常指導同志們向下層、向群眾學習。他自己就是這樣作的。

　　伯承同志可供同志們學習的地方太多了，這些不過是其中的一枝一葉。他的模範作用，他的道德修養，他的偉大貢獻，是不可能在這篇短文中一一介紹的。」

　　最後，鄧小平寫道：

　　「假如有人問伯承同志有無缺點呢？我想只有一個，就是他的一生，除掉工作讀書之外，沒有一點娛樂的生活。他沒有煙酒等不良嗜好，他不會下棋打球，閒時只有散散步、談談天。他常常批評自己，對於時間太『勢利』了。難道果真這是他的缺點嗎？只能說是同志們對他健康的關心罷了。」

　　的確，劉伯承對時間是太「勢利」了。在抗戰五年中一二九師共作戰13115次，斃傷日偽軍114154人。戎馬倥傯，應付戰爭已經夠他忙的了。然而，作為一位深謀遠慮的軍事家和軍事理論家，更懂得在戰爭中研究戰爭的極端重要性，他潛心鑽研軍事理論，並經常以下面的話來自勉：「勉作布爾什維克，要在執行黨的正確路線中把握當前具體情況實現之，要在危難中發揮頑強性，要在實踐中致力學業。」

　　在實踐中，劉伯承確實是這樣要求自己、鞭策自己的。1942年是敵後抗戰最頻繁、最殘酷的一年，劉伯承和鄧小平一道，指揮了一系列反「掃蕩」的戰鬥。這一年，也是劉伯承致力學業，在著述上獲得大豐收的一年。他連續寫出了《在太行軍區民兵政治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武裝工作隊初次出動到敵佔區的指示》、《太行軍區二月反「掃蕩」的軍事經驗教訓》、《關於二月反「掃蕩」對新華社記者的談話》、《怎樣把政治攻勢變為物質的力量》、《太行軍區夏季反「掃蕩」的軍事總結》、《關於配合晉察冀反「掃蕩」和太行區本身反「掃蕩」的準備問題》、《在人民武裝幹部測驗大會上的講話》、們合同戰術）譯版序言》等等。與此同時，劉伯承還親自校譯了《合同戰術》（上部），翻譯了蘇軍的《軍隊建設》（內務條令），主持了增修《步兵戰術概則》一書的工作。

　　在抗戰最艱苦、最殘酷的時候，也是劉伯承在軍事著作和軍事翻譯方面取得長足進步的時期。尤其是他在軍事理論上的創造，更是引人注目、令敵膽寒。在反「掃蕩」作戰中，劉伯承提出了「利害變換線」思想，這是他制服日寇作戰的要訣和精華之一。

　　所謂「利害變換線」，簡單說來就是對於交戰雙方利、害兩種對立因素互相轉換的關節點。從時間角度而言，就是時機的轉換。劉伯承同志通常稱為用兵的「火色」、「火候」，從空間角度而言，即指作戰地域、地帶的轉換，或內線、外線，圈內、圈外的轉換等等。時間和空間的轉換是互相聯繫，不可分割的。

　　劉伯承認為，「利害變換線」不是軍事家們主觀臆造的產物，而是客觀存在的事實，是敵我態勢的正確反映，在「利害變換線」上所顯示的利、害關係是十分清楚、明晰的。在抗日戰爭中，我處於內線作戰，與圍攻的敵人之間就存在著一條「利害變換線」。當敵人掌握主動權，有效地控制住這條線（即合擊圈）的時候，就處於有利的圍殲態勢，而我被圍攻的一方就有受害的可能。如我能在敵人合擊圖將攏未攏之前，乘敵之隙，突破敵人弱的一路，跳出圈（線）外，轉到外線作戰，內外線互相配合，夾擊敵人，使敵腹背受敵，即能化險為夷，變害為利。從戰術上看，能否把握住「利害變換線」，往往是反「掃蕩」作戰成敗的關鍵。從戰略上看，把握住「利害變換線」是使我軍由劣勢逐步轉換為優勢的重要環節。

　　戰爭是力量的競賽，是兩軍指揮員以軍力、財力等項物質基礎作地盤，互爭優勢和主動的主觀能力的競賽。「利害變換線」則是戰爭力量競賽的聚焦點。所以，從根本上說，「利害變換線」是由雙方的軍力、財力決定的，是由雙方的戰略指導方針決定的。如抗日戰爭是中日雙方犬牙交錯的戰爭，總的態勢是敵強我弱。但日軍野蠻而兵力不足，中國正義且土地廣大，這就使各個戰場的」利害變換線」呈現複雜的狀況。劉伯承指出：「敵人規定戰略的傳統，是『圓規劃法』，就是以某點為中心，用圓規劃一個圓圈來掠取的辦法。」這樣，敵我雙方的「利害變換線」，往往是無數合擊圈的周邊。敵人以「圈」套我，企圖逼我就範；而我則以「跳圈」戰術，避害趨利，爭取主動。如日寇對太行二分區的「掃蕩」，在32天中就施展了5次大的「鐵環合圍陣」，「經常東捕西捕，南田北圈，到後一個時候，則演成多數的小圈且套之以大圈，即使是一個小目標，也是兩個以上的縱隊合擊。」殘酷的戰爭實踐證明「利害變換線」集中地、尖銳地反映了雙方的戰略意圖，戰役佈勢和每一個戰術行動的效應。「利害變換線」是利、害兩種因素轉換的關節。在這條「線」上，利、害兩種對立因素互相鬥爭，互相轉換。如果戰爭指導失誤，就有可能被敵圍殲；若能正確指導戰爭，便可趨利避害，克敵制勝。可見，「利害變換線」既是戰爭規律的客觀反映，又是人的主觀能動性在戰爭中的生動體現。

　　在抗日戰爭中，劉伯承總結了日軍在「利害變換線」活動的一般規律，指出當日軍出動「掃蕩」，在未構成合擊圈（即「利害變換線」）時，派出兵力不等的兩三大股人馬，每股都使我們不能各個擊破。待收縮到狹小地域，則逐漸分成多數小股，構成合擊自，使其能互相策應。通常日軍又是以交通線為依託，實施向心合擊，企圖將我軍壓到合擊圈內。為防止我軍遺漏出圈，日軍又在一些轉移要道上設置兵力，進行封鎖，企圖趕我入網。在進行較大合擊時，日軍還派出飛機，進行所謂「立體合擊：，並進行燒殺掠搶，其瘋狂、殘酷空前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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