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元帥劉伯承(22)

二二

　　【13.50年前的佚文曝光，令世人驚歎。
　　「老子被兒子」告發的私秘卻越傳越玄乎……】

　　70年代末期，有關部門在整理共產國際移交給中國的檔案材料時，發現了一篇介紹南昌起義的極有價值的文獻，也是我黨最早、最全面的革命暴動總結。其立論之高，含意之深，實屬研究武裝暴動史的精品。

　　專家們驚喜起來！自1927年南昌起義之後，特別是建國以後，研究南昌起義的論文、專著、回憶文章可謂浩如煙海，但最權威、最有說服力的是這一篇。

　　請看文前「小序」中的一段話：

　　「南昌暴動，是中國無產階級奪取領導權在歷史上的第一頁，可惜是失敗了，在這當中犧牲了若干同志，換得來的是什麼？可以說是失敗中求得的教訓。我是參加南昌暴動負軍事責任的一人，報告此次軍事上之經過，為的是供我們的黨在失敗中研求教訓之材料，以作此後革命進行之取鑒。但作這報告有三個缺點：

　　「一、南昌暴動，我是被四川貴州軍閥圍攻失敗剛逃出來參加的，暴動前之經過我不能詳盡敘述。

　　「二、失敗時軍事記錄全失，此是憑回想敘述出來的，關於數字，不能正確地指出。

　　「三、失敗後未能同各負責同志共同討論得一個很正確的結論，此是就個人知道的說出來的。」

　　誰是文章的作者？

　　劉伯承！

　　80年代初，這篇文章在《紅旗》雜誌上公開發表，致使湮沒在檔案中達半個世紀之久的文獻公諸於世。

　　史學界驚歎不已。如同發現了稀世珍寶。

　　的確，這篇報告是我黨關於南昌起義的最豐富、最完善的一篇文字，同時，也是我黨歷史上關於武裝暴動的最早的經驗總結。在這篇長達1.4萬多字的報告中，劉伯承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革命暴動的思想，高度地肯定了南昌起義的偉大歷史意義。他最早提出：「南昌暴動，是中國無產階級奪取領導權在歷史上的第一頁。」

　　在報告中，他詳細回顧了南昌暴動之前的中國政治、軍事形勢，分析了我們黨發動這次暴動的決心及其經過情形。而且，以實事求是的精神指出了黨在組織暴動時「根本上的弱點」，他寫道：

　　「1．

　　「2．空間說，未能暴動于工農有力軍事要點之兩湖，而暴動於工農不甚覺悟，形勢不好，軍實無源之江西。

　　「3．在通常，革命軍自然較政府軍的兵力小，但是群眾趨於革命之結合的多，今革命群眾之結合亦屬少數。

　　「4．而我軍內大半非同志領導，而無政治認識的部隊，且訓練能戰的亦不甚多，因此無收指臂效果的可能。

　　「既有以上四個弱點，而與廣大之反動力量對戰，暴動的勝利，自然不敢說是絕對的。但我們如善利用反革命營壘中的利害衝突，而又施以精敏正確的行動，誠有相當勝利的可能。」

　　隨後，劉伯承又從八個方面詳細列舉了我們黨在政治上、組織上和軍事指揮上所存在的錯誤，他指出：

　　「1．我們的黨，無論何時要有精密的組織，威嚴的權力，才能確實領導一切，而于暴動時尤然。此次暴動的總領導者，是前敵委員會，如譚平山在南昌領導暴動，而前委並無其名。各同志處理緊要事件不完全是前委開會決定的，黨的紀律亦甚鬆懈，統系不明，權力不聚，責任不專，已失掉了領導暴動的重心。

　　「2．暴動時因要戴著國民黨的帽子，未把我們土地革命的口號徹底地拿出來，農民之未能充分起來一齊奮鬥，自有一些旁的情形，而這確為主要的原因。

　　「3．作戰指揮是要統一，命令是要厲行，誰也知道是必然的，而且是必需的。這次暴動軍事上之進行，事實上可以說誰不能指揮誰，完全是友誼的協商進行。有時協商已定，怠惰遲緩而並未按照實行，甚至貽誤事機亦不負紀律上責任，這樣如何能說作戰。

　　「4．我們革命是要不斷地不妥協地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以奮鬥的精神，堅決的手段致敵死命，如對蔡廷鍇有了斷然的處置，保存這一師至湯坑決戰，敢斷言絕對打大勝仗，立穩了我們在東江的腳跟，李濟深的基幹部隊可說是完全失敗了。乃計不出此，這是我們同志表現了小資產階級妥協遊移誤事的大罪過。

　　「5．這次估量太差。估量敵人，自然要靠諜報。估量自己，就要靠仔細的認識，切實的工作。此次估量敵人力量，何以太小？是諜報的罪過。此次估量自己農民的力量，何以太大？是我們不認識不切實的罪過。因為我們既將土地口號提錯，農民力量當然減少，如農民在爭奪土地之時，確能奮鬥，但不能就未編練之農民對敵正式作戰。南昌暴動時，尚有望未編訓之農民，正式作戰者，這是何等的不認識哪。此時農民本可以擾亂敵軍的，因計劃不周，組織不好，聯絡不確實，而收效甚小，又是工作不切實的罪過。

　　「6．財政本應該在剝奪地主上，堅決地精密地計劃，與毅然決然地實行，才能夠供給需要，卒於舊的普遍派款。

　　「7．我們的黨平日少有準備階級的武裝，黨員軍事人材非常缺乏。

　　「8．一切政治工作人員，自然不能在最短時間覺悟農民、組織農民，但到一地宣傳，亦須努力為之，又在有組織農民之地，亦沒有確實聯合。」

　　人們都知道，劉伯承久事軍旅，是中國軍事界的名將。在沙州、順慶起義和南昌起義中又是主要的組織者和領導者之一，人稱他為「革命暴動的專家」。這兩次暴動是他參加共產黨以後的兩個大動作，也是獻給中國革命的「進山禮」。可惜，由於各種原因，兩次暴動均「敗走麥城」。但劉伯承為革命屢僕屢起，奮鬥不止的精神卻與世長存。

　　1985年春，筆者隨著絡繹不絕的人群，來到江西南昌的「八一起義」紀念館。劉伯承元帥的塑像威武雄壯，栩栩如生，同周恩來、朱德、葉挺、賀龍等老一輩革命家並排豎立。講解員的生動敘述，將人們帶回到久遠的年代。

　　1927年，南昌的盛夏，酷熱難當。誰能想到古人王勃筆下「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荊而引歐越」的寶地，即將成為中國政治與軍事的熱點呢。

　　這年夏天，劉伯承悄然離開漢口之後，同吳玉章等人乘坐門罐車來到江西南昌，協助周恩來、朱德制定武裝暴動計劃，參與指揮作戰行動。

　　7月27日，周恩來在江西大旅社宴會廳召開前敵委員會會議。出席會議的有李立三、惲代英、彭湃和劉伯承。周恩來說：「我們這次起義是敵人逼出來的，不如此便沒有出路。起義只能成功，不能失敗。成功的關鍵在於團結一心，眾志成城，在於有周密的準備，出敵不意，攻其不備，一舉殲滅南昌的敵人。」接著，照中共中央命令，宣佈前敵委員會成立，書記周恩來，委員李立三、惲代英、彭湃。為了在防息萬變的形勢下，對許多重大軍事問題及時作出決策，周恩來提議設立參謀團，以劉伯承為參謀長，周恩來、賀龍、葉挺為委員。為爭取這時尚未到達南昌的第十一軍第十師師長蔡廷錯，把他也列名為委員。同時，成立了起義軍總指揮部，任命賀龍為總指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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