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元帥劉伯承(11)

一一

　　【8.誰是中國革命暴動的鼻祖？在許多人看來是個謎。
　　劉伯承參加領導的瀘順起義和南昌起義，
　　給史學家們提供了可信的答案。】

　　「暴動」這個詞，是本世紀前期的「舶來品」。自俄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便震驚了中國朝野：當朝者畏之如虎；在野者趨之若鶩。由此「革命暴動專家」的稱號也跟劉伯承的名字聯繫在一起。這是中國軍事運動的產物，也是人民武裝力量的造化。

　　1926年7月，中共中央召開了第三次擴大執行委員會，在《軍事運動議決案》中指出：「本黨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党，隨時都須準備武裝暴動的黨，在民族革命的進程中，應該參加武裝鬥爭的工作，助長進步的軍事勢力，摧毀反動的軍閥勢力，並漸漸發展工農群眾的武裝勢力，同時，此項工作就是使本黨獲得有條理的準備武裝暴動的經驗。」當時，正值北伐戰爭初期，中共中央一面要求各省的黨組織在北伐將要到達的地區積極組織民眾與之配合，迎接北伐軍。一面要求各省黨組織在這一時期注意軍事運動，準備武裝暴動的條件和積累武裝鬥爭的經驗。位於長江上游的四川省，是軍閥勢力比較強大的地方，各系軍閥人槍近20萬。四川軍閥的向背，是北伐戰爭能否勝利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策動四川軍閥易幟，配合北伐戰爭，是中共重慶地委（即省委）的一個重要任務。重慶地委就派了吳玉章、劉伯承、童庸生等人到瀘州、順慶、合川等地進行軍事調查，掌握四川各派軍閥的現狀和動態，以便設計軍事行動的方案。

　　8月初，劉伯承向中共中央呈送了《四川軍事調查》和《四川各派軍閥的動態》兩個報告。是月，中共中央發出《致重慶信》，指明了對四川軍閥的態度及工作方針，要求重慶地委派人「插入軍中去作政治宣傳」，「在舊軍隊中培種新的力量」。9月初，重慶地委派人赴上海向中共中央彙報關於組織起義的具體方案和準備工作情況。黨中央指出：「四川工作現在十分可以發展，雖然現時一般軍人之左傾是投機的，然而，我們卻可利用這個機會迅速擴大民眾運動，在各方面建立起一些基礎」。中共中央還就派人加強軍事運動、組織左傾軍隊配合起義和援助餉械等問題，作了具體決定。

　　9月下旬，重慶地委以國民黨蓮花池省委黨部的名義召集川軍部分師、旅長（或其代表）開會，商討「響應北伐，會師武漢」事宜。會議決定在瀘州、順慶、合川三地舉行起義，推舉劉伯承為國民革命軍四川各路總指揮，並暫定下一至五路起義部隊序列。10月，四川軍閥楊森出兵側擊武漢，給北伐軍造成嚴重威脅。廣東國民政府也考慮到運動四川軍閥易幟，是迫在眉睫之事。同月中旬，國民政府召開中央執、監聯席會議，經吳玉章提議，委任劉伯承為「國民黨中央黨部軍事特派員」，全權處理四川軍事問題。11月中旬，中共重慶地委軍事委員會成立，楊闇公兼任書記，劉伯承、朱德為委員，並確定了起義方案：順慶方面首先起義，瀘州相繼響應，隨後將部隊拉到順慶，擴建為一個軍六個師，出川響應北伐。11月25日，國民黨（左派）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會在重慶召開，楊闇公、劉伯承分別在會上作了《政治報告》和《軍事報告》。這次大會是對全川革命力量的一次檢閱，是從政治上配合武裝起義的一次重大行動。帷幕已經拉開，風暴即將來臨。

　　1981年春天，筆者在成都的一個小巷子裡，尋訪到當年參加瀘州暴動的老戰士李際權。當時李老先生在成都市政府參事室任職，談到50年前的這次鬥爭，八十老人兩眼放著光彩，一邊茗茶，一邊滔滔不絕地講述起來。

　　翻開中國地圖，我們就可看到，瀘州，位於四川省南部。沙州城宛如一條巨龍踞伏兩江之中。北面的沱江，從「龍脊」逶迤東下。南面的長江，則由「龍腹」奔突而出。古時稱為「江雒會」。每當春夏之交，河水傾集，兩江夾流，一瀉千里。整座城市霧靄茫茫，煙波浩渺，巨龍若浮。沿江兩岸山脈綿亙，鐘山、南壽山、豸角山陡如天然屏障。只有龍透關一處有道路通往城外，相傳這座關為三國時諸葛亮所建，歷代兵家將」鐵打的瀘州」與「生生的重慶」，並列為川中城防的兩大險要。加上瀘州是川南重鎮，物產豐盛，水路交通便利，向來是屯兵的好地方。

　　早在1922年，共產黨員惲代英、劉願安、曾潤伯等人就在瀘縣開展建立共產黨的工作，進行革命活動。還在川南師範學校組織進步團體，宣傳馬克思主義，宣傳俄國的十月革命，在青年學生和群眾中有相當的影響。隨著北伐戰爭的勝利，瀘州地區的國民革命運動迅速發展。當萬縣「九五慘案」發生時，瀘縣國民黨縣黨部聯合工、商、學各界，發起「萬案雪恥會」，全縣70餘法團踴躍參加，同仇敵汽，聲討英帝國主義。當北伐軍攻佔武漢時，全城召開慶祝北伐勝利大會，到會群眾達3萬多人。共產黨員曾潤伯、劉願安、劉元、王壽昌、陳澤煌、熊太岳、王業鷗等，在瀘州的工作相當活躍。

　　1926年下半年，北洋政府委任的「四川省長」兼「邊防軍總司令」賴心輝部的三個旅駐防在這裡。賴心輝是四川三台人，早年畢業于雲南講武堂，後在熊克武部擔任軍職。討賊戰爭期間曾任前敵總指揮。討賊戰敗後即向北洋勢力投降。當時賴心輝擁有1.4萬多人槍，在川中有一定勢力。但是，其部隊成份複雜，內部極不統一。加上賴心輝與鄧錫侯、劉輝等軍閥積怨很深，在四川已感到處境不妙。前不久又被劉輝奪去富順一帶防地，便只有龜縮沙州一隅。在這種情況下，賴心輝日益向反動軍閥劉湘靠攏，政治上更是聽從劉湘的擺佈。

　　駐守沙州城的是賴心輝部第二混成旅，旅長李章甫原是劉湘所辦的「合川傳習所」的弟子，此時已成為賴心輝的親信，也是「劉賴合作」的積極支持者。第十混成旅，駐沱江左岸小市一帶。旅長陳蘭亭是綠林出身，討賊戰爭期間曾在劉伯承指揮下擔任營長。第四混成旅（旅長袁品文）駐紮在長江右岸的蘭田壩，離瀘城5裡地。

　　袁品文旅原是熊克武部第二混成旅的老底子。該旅曾在劉伯承指揮下參加民主革命，部分官兵經歷過戰爭的考驗，具有初步的民主思想。袁曾在劉伯承部任連長，更直接受到進步思想和救國救民精神的薰陶。討賊戰敗後，袁品文部被賴心輝部收編，在川軍派系鬥爭的傾軋之下，這支「後娘養的」隊伍時時感到難以立足，甚至連補給、糧餉都發生困難。下級官兵時感饑寒交迫、難乎為繼，在苦悶中尋找著新的出路。在四川軍事運動期間，劉伯承認為袁旅工作基礎較好，隨即中共重慶地委先後派劉孟伉、鄧作楷、童庸生三位共產黨員前往該旅工作。劉孟伉曾任袁的秘書，常以三民主義思想啟發袁的覺悟，開導他跳出舊泥坑，走上新的革命道路。不久，鄧作楷應聘到袁部當政治顧問，負責主持全旅的政治訓練工作。有關政治方面的訓詞和報告，大多是由鄧作楷擬稿，袁品文向部下「照本宣科」。因而部隊官兵經常受到革命思想的教育。

　　根據整個起義計劃和黨在瀘州的工作情況，以及袁品文部的進步傾向，中共重慶地委決定以袁部為骨幹力量，在瀘州組織起義。

　　1926年9月間，共產黨員童庸生以國民黨蓮花池省黨部「瀘州軍運特派員」名義，攜帶廣州國民政府關於「響應北伐，策動起義」的函件到達瀘州，向袁品文轉交劉伯承在去廣東前寫的親筆信。在信中，劉伯承述說當前時局，囑袁積極參加革命，聽從党的指揮。有關起義具體事宜，由童庸生當面轉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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