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元帥賀龍(107)

一〇七

　　薛明失望了。她含著淚對丈夫說：「如果他們不允許，我就在這間房子裡等你。」

　　她忘情地拉著賀龍已變得瘦骨嶙嶙的大手。賀龍也緊緊拉著她的手。他們這對患難夫妻此時此刻有多少詩要說啊！薛明怎麼也沒有想到，這一次握手，竟成了她與賀龍的最後詼別！

　　賀龍被送進了三〇一醫院。原三〇一醫院院長斯萊在1974年9月23日承認，早在賀龍入院之前，當時的總後勤部部長、林彪集團主要成員邱會作曾對他指示說：「如果專案組找醫院，叫我們不派醫生，不要派主任，派一般醫生就可以了。」所以，他並沒有事先把賀龍的病情通知病房，病房也沒有針對糖尿病酸中毒做好搶救工作，當然也不會通知有經驗的專家來作緊急處理，因此，當賀龍被抬來以後，病房只得匆匆忙忙臨時組織搶救。

　　8點55分，送到病房，10點25分才開始搶救，貽誤了一小時三十分。到10點55分，賀龍的血壓下降到了70/40，生命垂危。主治醫生著急了。他向院方提出，必須組織有經驗的專家來會診和搶救。院方同意會診，但卻不讓專家們直接接觸病人，使他們知道患者是賀龍，要「背靠背」會診，讓他們「根據彙報情況，結合化驗、X光片討論」。

　　看病而不准接觸病人，這真是千古奇談，這種古今醫療史上的「獨創」，是中國醫療史上的恥辱！

　　而且，不知為什麼，到了13時3O分，也就是說，拖了兩個小時以後，才對賀龍進行「背靠背」的會診。參加會診的只有心腎科、放射科、呼吸科的專家，卻沒有代謝科的內外專家。要知道，糖尿病酸中毒屬新陳代謝的疾病，他們這是幹什麼？

　　「背靠背」的會診之後一個半小時，我們這位曾使敵人聞風喪膽的一代開國元勳、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創始人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帶著滿腔委屈和憤恨，帶著對党和國家未來命運的擔憂，帶著對親屬的思念，很不甘心地離開了這個令他難以理解的人間！此時，時鐘正指在15時零4分。一個令人落淚的時光。

　　從賀龍被抬入三〇一醫院，到他逝世而去，只有六小時零九分。在這個過程中，身邊沒有親人，沒有好友，只有他一個人孤獨地昏迷在一間小小的病房裡。有人聽見他用極微弱的聲音在呼喊著什麼，一直到含恨而去。

　　薛明在西山等待著賀龍的歸來。

　　她是那麼焦慮，那麼痛苦，整日站在房門口，一動也不動地望著那條無人的小路，翹首盼望著她那不幸丈夫的歸來。然而，來的卻是衛戍區的一個參謀。此人告訴他，上級讓她去「核實材料」。薛明納悶了，到哪裡去核實材料？這是怎麼回事呢？她帶著滿肚疑惑、無可奈何地跟著那個一言不發的參謀來到了醫院。

　　賀龍的幾個孩子，在不同的地方陸續得到了同樣的通知。這些孩子如墮五里霧中，有什麼材料要他們去核實？一路上，他們一個個滿腹疑狐不解。

　　到了醫院，他們才知道自己的丈夫、自己的父親已經離開了人世。一個不知姓名的人帶他們到了第十四病室。他們看到了賀龍的遺體、一張倔強堅毅的臉上，留著去世前的憤怨，傷心的眼淚奪眶而出。他們不敢大聲哭喊，以抒發內心的悲哀和憤懣。他們沒有這個權利啊！妻子、兒女只能在受傷的心靈裡流淌著無盡的淚水。這不是淚水，這是血啊！

　　薛明在《向黨和人民的報告》一文中，這樣敘述了這悲慘的一刻：

　　到了醫院。我剛跨進一個房間，一個專案人貢迎面
　　走過來。他冷冷地向我宣佈：「人已經死了！」
　　什麼？人已經死了？我那朝夕與共的親人賀龍同志
　　不在了？那個樂觀豪邁、生龍活虎的賀龍同志已經不在
　　了？明明六小時以前還在和我講話嘛！為什麼賀龍同志
　　竟然不在了？

　　那人還在惡狠狠地講著：「在他臨死以前，他的反革
　　命活動一直沒有停止過。」
　　聽了這話，我明白了：賀龍同志直到最後一刻，還
　　在和他們進行著鬥爭！我繼續想著：他，那個讓敵人聽
　　見名字就喪膽的賀龍同志，那個敵人出十萬大洋買他的
　　頭顱，而他仍然戰鬥的賀龍同志，他，他怎麼會不在了？
　　有人拉我坐下，一個身穿白衣的醫生向我敘述賀龍
　　同志住院檢查的經過。我還處在半麻木狀態聽不真切，只
　　記得他說血糖1700，下午三點零九分死亡。三點零九分，
　　這就是說，從離開我的身邊到死去，只有六小時零九分
　　鐘。「1700」，這是一個比他以往血糖高出十幾倍的數字。
　　思索著數字的意思，我開始慢慢清醒些了。我悔恨
　　這六小時。我和他一起生活，多少風雨，多少艱難都和
　　他在一起，為什麼這六小時我不在他的身邊？我懷疑這
　　六小時，賀龍同志患的是糖尿病，六小時前，他還是清
　　醒的，進了這樣治療搶救條件完善的醫院，有這麼多國
　　內知名的醫生，為什麼僅僅六小時便造成死亡？
　　我還在想的工夫，兒女被接來了。分別了兩年多，母
　　子總算見面了，然而我見到了孩子，孩子卻沒有了爸爸；
　　我由兩個孩子攙扶著、拖拽著，經過長長的走廊，被
　　帶到了賀龍同志的遺體旁邊。

　　沒有哀樂，沒有花圈，沒有黨旗，沒有同志和戰友，
　　只有一條床單蓋著賀龍同志那頎長的身軀。
　　啊，這就是我親愛的賀龍同志。
　　還是那高高的額角。你的頭腦裡曾經思考過多少戰
　　役戰鬥，曾經為黨和國家思索過多少重大問題啊！在那
　　最後的時刻，你都想了些什麼？如今還在想著什麼？
　　那濃黑的雙眉緊蹙。這雙眉曾經冷對過多少兇狠的
　　敵人？眼角裡眼淚未幹，難道他們又對你進行了新的折
　　磨，增添了你心頭的憤怒和仇恨？

　　口還微微張著。這口裡曾經發佈過多少作戰命令，迸
　　發過多少琅琅笑聲啊，你有很多要講的話沒有說完。在
　　那最後的時刻，你是不是呼喚過戰友和同志？你說了些
　　什麼？還想說些什麼？
　　你鬍子也沒修剪，連身囫圇衣服也沒穿上。我多想
　　走上前再給你洗把臉，再給你修一修後上的胡敦，把那
　　雙乾淨的襪子給你穿上……可是他們要把我和孩子帶走
　　了！我，什麼也不能幫你做了……

　　＊＊＊

　　直到1978年，薛明將自己寫的《向黨和人民的報告》送給鄧穎超看的時候，她才知道，能見到賀龍的遺體還多虧了周恩來。那天，在李井泉家裡，鄧穎超拿著這份材料，對薛明、賀鵬飛和在座的李井泉、譚震林、葉飛說：「如果周恩來看到這個材料，會哭死的。賀總去世時，周恩來很難過，是他通知黃永勝讓你們去三〇一醫院與遺體告別的。」

　　和遺體告別以後，他們又分別被送走了。遺體問時火化，火化後放在何處，沒有人告訴他們。他們也無權過問，一切都要由「專案組」來處理。直到賀龍平反以後，他們也不知道賀龍的骨灰放在何處，怎麼找也找不到，費了許多周折，才在八寶山火葬場一位好心的老工人幫助下，找到了骨灰盒，盒上面連賀龍的名字也沒有，只有一個專案組給取的化名——王玉。堂堂的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死了之後，竟連自己的名字都無權寫在骨灰盒上，公理何在？難道這不是一樁千古奇冤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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