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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


  發展生產,一直是賀龍大力提倡的。1942年12月,毛澤東親自出馬,對陝甘寧根據地的財政經濟作了一番調查,寫出了一份歷史文獻《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提出了著名的「發展經濟,保證供給」的方針。毛澤東想聽取更多的意見,委託賀龍向正在召開的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級幹部會議進行傳達,以期展開討論。

  賀龍在傳達發言中說,毛澤東「把發展生產看成是解決一切問題的中心環節」「我想,他這個想法很正確。如果不生產,讓天上往下落嗎?天上也落不下來,落下來的是雨,而雨有時候也不落。靠我們的國家?國家一個響也不發,子彈也不發,什麼也不發。那靠什麼?就靠自己。我們邊區政府是窮的,只有靠自己生產。」他在會上說;「你要是對生產取消極、輕視、忽視態度,就是違反抗戰與革命的利益。」他特地表揚了五位對邊區發展生產作出貢獻的知識分子,並大聲疾呼:「他們是堅決抗戰的,這些人對我們邊區有這樣大的幫助,自己搬機器來,埋頭苦幹,什麼話也不講,只要工作,我們對這樣的人應當尊敬他們。」

  這種表揚,應該說,是很震動人心的。要知道,那可是1942年底。整風運動正在深入開展,批判丁玲、王實味鬧得知識分子人心惶然,接著來的,又是「搶救失足者」運動,更多的厄運已降臨到知識分子頭上。在這樣的時刻,我們這位元帥敢於表揚幾位從國統區來的知識分子,其膽略也夠可以的了。

  但是,發展生產僅口頭號召是不行的,要有錢,要資金投入。邊區銀行因為資金有限,不敢放手發放農業貸款。他們嚴格規定,農業貸款不論軍隊、政府還是群眾,都必須有一定抵押,沒東西抵押,就不能得到貸款,這叫做抵押貸款。邊區本來就窮,哪來東西抵押?別說一般農戶,就連開展生產運動較早的軍隊和政府機關,也是一無金銀財寶,二無房屋田產,用什麼來抵押?因此,銀行的大部分資金到不了基層生產單位和農民手上。賀龍認為,銀行有銀行的道理,不能算錯,但是,銀行大部分資金應當用於發展生產,這是最根本的。你把錢鎖在錢櫃裡,你銀行還有什麼作用?生產發展不起來,貿易就無法進行,政府也不可能增加收入。銀行資金也不會充裕,這怎麼行呢?他去找邊區銀行行長朱理治,同他作徹夜長談。

  賀龍對他說:「今天的問題是要發展生產,你應當把銀行的票子投到生產上去,你說對不對?」

  朱理治說:「老總,我們銀行是抵押貸款,沒有抵押品,放出去的資金就收不回來,這可麻煩了。」

  「你不給他票子,他沒有資金來擴大生產,兩手空空,拿什麼給你做抵押?他用人做抵押,你要嗎?你幫他發展了生產,他就能有錢,有了錢就可以還你,你也有利可收,政府收入也有保證。你把錢放在那裡,是死錢,既不利於發展生產,也不利於銀行業務的開展,你說對不對?我看,我們改一改,搞信用貸款怎麼樣?你怕發放了貸款,銀行沒資金?那好辦,我給你從晉西北調。」

  朱理治終於同意了賀龍的意見。銀行從1943年起向生產單位發放信貸。賀龍為了支持銀行,從晉西北調集了數百萬元的法市。1943年,邊區銀行向機關、部隊的生產投資比1942年增長了三十八倍;向農民發放的農貸,增長了十多倍,在農業生產上發揮了積極作用。賀龍在1944年總結1943年財政金融問題時說:「如果沒有這筆資金投下去,沒有這批馬蘭草票子,那我們去年,生產成績是不會這麼大的。」

  陝甘寧邊區銀行發行的鈔票,叫達市。是用邊區的一種叫馬蘭草作原料製造的紙張印刷的,所以,賀龍稱之為馬蘭草票子。

  在組織生產中,賀龍特別重視邊區部隊的生產。戰爭年代,過的是軍事共產主義生活,軍隊的一舉一動,舉足輕重。邊區部隊的生產,不僅能起到帶頭作用,推動整個地區的生產,而且可以大大減輕邊區政府和人民群眾的負擔,這對於整個財政經濟的好轉作用很大。毛澤東早就看到了這一點。他和朱德提出過「屯田政策」,「南泥灣政策」,就是要八路軍發展生產,自給自足。三五九旅七一八團,就是根據這個指示,開到荒涼的南泥灣開展生產運動的。他們一年內就開荒播種一萬二千二百畝,糧食、蔬菜的自給率占百分之八十以上。賀龍曾親赴南泥灣考察,並在1942年12月西北局高級幹部會上,詳細介紹過三五九旅從事農業生產的經驗。1942年11月底,他在作整軍問題總結時說:「我們要下最大的決心,努力完成明年的生產任務,並爭取到1944年,不但不向政府部門要錢,做到吃的糧食、穿的衣服完全達到自給自足,而且還能抽出一部分糧食、副食和錢上交政府。」這個指標是不低的。

  在他的領導和推動下,邊區部隊的生產運動搞得轟轟烈烈,他們「一手拿槍,一手拿鋤」開展了生產大競賽。1943年,開荒二十余萬畝,占全邊區開墾荒地總數的三分之一,共收細糧三萬石。南泥灣生產部隊做到了糧食自給自足,其他部隊也做到了大部自給。邊區部隊養豬一萬餘頭,羊一萬五千隻,每人每月可吃三斤肉。你別笑這個數字,這在當時可是個了不起的大事,連毛澤東他們一個月也很難嘗到肉味的。他們還建立了十一個紡織廠,年產四十萬匹粗布和許多毛毯、毛巾,不僅做到了毛澤東提倡的『咱己動手,豐衣足食」,減輕了政府和人民的負擔,而且有力地支援了政府和群眾。

  經過一年的努力,到1944年春,邊區的財政經濟狀況開始好轉。這一年,陝甘寧邊區擴大耕地面積一千萬畝,增產細糧十六萬石,運銷鹽和土特產三十萬馱(指一頭騾子可馱的重量),種棉花十五萬畝,織布十萬匹,公營和私營的工商業也有了不小的發展。延安的市場上日漸繁榮,人民生活得到了普遍改善。抗日根據地雖然又面臨一些新的矛盾和問題,等待賀龍去解決,但已經渡過了最艱難的歲月。

  賀龍理財行嗎?事實給了肯定的回答。毛澤東不愧是一個知人善任的領袖。

  這一年,對賀龍個人來說,也發生了一些變化。

  賀龍來延安不久,由於雙方感情長期不合,他的夫人騫先任與他離了婚。賀龍過起了單身生活。熱心人到處都有。延安有些人忙著給賀龍當「紅娘」。西北局組織部長陳正人,把中共延安縣委組織部長薛明介紹給了賀龍。

  薛明,河北霸縣人。抗日戰爭爆發以後,她隨平津學生請願團來到南京,要求政府積極抗日,宣傳抗日救亡,後來輾轉到了江西,經中共地下黨組織介紹,來到延安,先後在中共中央黨校、婦女大學學習。畢業後,到清澗縣工作。由於工作成績突出,被選為縣參議員。後來,調任中共延安縣委任組織部長,是中共中央西北局著意培養的婦女幹部。

  1942年春末夏初的一天,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高崗陪著賀龍來到延安縣委。縣委書記和薛明接待了他們。

  高崗向賀龍介紹說:「這位就是薛明同志。」

  賀龍同薛明握了握手,彼此寒暄之後,賀龍問薛明說:「薛明同志,你認識葉群嗎?」

  「認識呀!」薛明回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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