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元帥賀龍(53)

五三

　　這次通信，明白地表達了賀龍、任弼時等堅持黨內團結統一的立場。他們和張國燾的鬥爭，也就是維護黨的團結和統的鬥爭。

　　對於張國燾分裂党，分裂紅軍的活動，賀龍極為憤慨。他認為，張國燾是一個共產黨員，為什麼把他領導的幾萬紅軍作為自己的資本呢？而且竟以此來反對中央、分裂中央，這同那些擁兵自重、獨霸一方的軍閥有什麼不同？完全一樣啊！在軍閥混戰的二十年代，他自己也沒有象張國燾這樣打這種牌謀一己之私利。可是，共產黨裡卻有人說他是「軍閥」，他感到好笑。現在，一個共產黨的老黨員卻真的成了用軍隊謀私利的軍閥了。這真是一種大倒退，令人痛心啊！

　　紅軍到達陝北，特別是「西安事變」以後，有了一個比較安定的環境，中共中央著手解決黨內、軍內的矛盾問題，以統一全黨的思想和認識，加強黨的團結和統一。1937年3月下旬，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對張國燾的錯誤進行揭露和批評。賀龍參加了這次會議。他在會上的發言，鮮明地表達了他的這種心情。他對張國燾說：

　　「當你是共產黨員的時候，我還是個『軍閥』；現在，我做了共產黨員，你反而變成了軍閥。你張國燾是人變猴子，倒退了！」

　　他的這幾句話，言簡意賅，令人深思，甚得與會人們的讚賞。

　　【14、「我們要象孫猴子那樣，到華北前線去，鬧他個天
　　翻地覆。」賀龍如是說。真有點豪氣沖天】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

　　盧溝橋的槍聲，把中國人民的革命鬥爭推向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賀龍是帶著某種個人被委屈的不快進入這個轟轟烈烈的新時代的。

　　「西安事變」以後，賀龍率紅二方面軍進駐富平縣莊裡鎮，根據紅軍前敵總指揮部的命令，積極準備東進抗日。誰知，前總突然指示，要在紅二方面軍中開展反軍閥主義的鬥爭。據說，此舉是為了進一步做好抗戰的思想準備的需要。然而，這次卻有些奇怪，有點和往常黨內鬥爭不一樣。據關向應留下的筆記記載，6月23日，他在前總開會時，已決定召集紅二軍第四師黨的特別小組會，反對十二團團長的軍閥主義。從關向應的筆記來看，主要是因為他與政治委員關係不好，但上綱卻很高：「實質是軍閥主義傾向反對黨的鬥爭」。但是，經過批評鬥爭，這位團長「基本上還未能瞭解自己的錯誤」，於是，鬥爭轉向了師長盧冬生，指責他「對政治制度的反對傾向」「只相信個人，不相信組織，對上關係對下團結均如此」，是「四師工作的主要阻礙」，同時也肯定他「對革命的態度基本上是好的」。

　　這裡的「只相信個人，不相信組織」，含有不少潛臺詞。盧冬生，一個老共產黨員，1925年在上海隨賀龍來到湘鄂西之後，一直是賀龍的部下。由於這種歷史的原因，同賀龍的關係十分密切，因此，這種「只相信個人」的指責，很明顯指的是賀龍。

　　賀龍是極其敏感的。他意識到所謂反對軍閥主義雖然目前的鬥爭對象是團長、師長，然而，其矛頭是沖著他來的，因此，在特別小組會上，他主動發了言。關向應在其筆記中記載說：「在會議中，雲卿以自我批評的態度，提出對冬生他們，過去與其錯誤鬥爭不夠，不夠的原因，因為過去過火的思想鬥爭方式不滿而形成的成見。」顯然，這個發言是頗工心計的。他以自我批評的形式，提出了避免重犯土地革命中「肅反」時那種過火的行為。

　　但是，我們的黨內鬥爭往往有一種頑症，在某個運動中，正確的、相反的意見是很難被人們接受的，而且，只要上面不鬆口，溫度只會愈來愈高。盧冬生不檢討，賀龍不檢討，事情便不會結束。

　　賀龍心裡對此十分明白。雖然他對這場突如其來、矛頭指向他的鬥爭感到不可理解，但這是從上面來的。作為一個黨員，一個黨性很強的黨員領導幹部能公開反對嗎？他的思想陷入極度矛盾之中。中共中央已決定改編紅軍，出師抗日。這種無謂的鬥爭曠日持久，很難將廣大幹部尤其是領導幹部的思想集中到抗日鬥爭上去，對大局是很不利的。他應當怎麼辦？作個檢討性的發言？好，委屈就委屈吧！

　　其實，關向應也在為此而苦惱。他在7月19日的筆記上寫道：「冬生非但未瞭解自己的錯誤，而且有很深的意見，值得我們警覺，奈何！奈何！」看來，關向應處在兩難之中，有點無可奈何。

　　30日，對盧冬生的批判被推上了團級以上幹部參加的党的積極活動分子會議，也就是說，對盧冬生的批判鬥爭升級了。看到這種情況，賀龍覺得自己必須站出來了。他在活動分子會議上發了言。關向應在6月30日的筆記中寫道：「本日（第二次會議）有極大發展，即公開與冬生的軍閥主義傾向做鬥爭，特別是雲卿說：『我沒有錯誤嗎？因為我過去當過軍閥，党沒有公開批評就是的。』又說：『冬生的錯誤我是看到的，因為我過去政治落後，沒有糾正就是了。』」對於賀龍在會上的發言，關向應用了「極大發展」四個字，其含意不是很清楚的嗎？

　　賀龍違心作了檢討，可盧冬生並不理解。他打電話向關向應提出：「一、我要飯回家去。二、你把我送到後方去，我不幹了。」他不知道，這樣一來，便把賀龍推到了鬥爭的前沿，批判的矛頭直接指向賀龍了。

　　賀龍忍無可忍，不再退讓了。據跟隨他的警衛員說，他們在室外聽到賀龍拍了桌子，他說，你們要趕我走？辦不到！毛主席讓我走，我就走！關向應在他的筆記上對此也有所反應。他寫道：「8月23日，晚上與雲卿談幾個問題的誤解——我並批評了雲卿懷疑態度的歷史根源」。為了這場無聊的鬥爭，大概關向應做了不少工作。

　　這樣一來，這個反軍閥主義進行不下去了。此時，為了早日出師抗日，紅軍改編迫在眉睫，有許多事已推到了眼前，而且，中央又通知賀龍、關向應去洛川出席中共中央擴大的政治局會議。於是，這個弄了一個來月的反軍閥主義只得不了了之。

　　雖然，至今也未弄清這場半途夭折的反軍閥主義鬥爭的「來龍」，但其後果卻是很不好的。看一下當時擔任團級幹部的朱輝昭在1943年延安整風時的發言，即可窺見一斑。朱輝照說：「我們過去對賀的認識有不正確的地方，未從歷史上看出其偉大。莊裡鎮反軍閥主義鬥爭，造成對賀的模糊認識。實際上，賀對党是絕對忠誠的，對群眾利益是非常關心的，對幹部也無什麼偏差。這次在延安幾次會，已徹底認識了。」

　　就在反軍閥主義的「反興」尚濃之時，賀龍帶著一大難想不通又不便說的問題，出席了在雲陽鎮召開的紅軍軍以上高級幹部會議。

　　早在7月14日，中共中央一面命令紅軍作好開赴抗日前線的準備，一面派周恩來。秦邦憲、林伯渠再上廬山同國民黨談判。這次高級幹部會議就是要為紅軍開赴抗日前線作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準備。會議討論了三個問題：1．盧溝橋事變後的形勢發展；2.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的意義與任務；3．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