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元帥賀龍(52)

五二

　　這些「工作組」的人說，張國燾與中央分裂了，責任在中央，不在張國燾。他們還散發了一本叫《幹部必讀》的小冊子，攻擊毛、周、張、博，宣傳中央路線是錯誤的。賀龍、任弼時立即發現了他們的活動。任弼時給甘泗淇寫了一封信，告訴他，通知四方面軍來的幹部，只准講團結，不准講中央和一、四方面軍的爭論；要求政治部門一律不准下發張國燾拿來的小冊子。有人將一本《幹部必讀》送給了賀龍。他看了以後拍案而起：「張國傑分裂中央是錯誤的。這個材料不能發！」

　　來人說，這是工作組的人帶來的。

　　賀龍生氣地說：「來者不善啊！」他立刻給二、六軍團各師首長打電話，下令說：「把你們收到的《幹部必讀》統統給我收上來。這是張國傑分裂党和紅軍的陰謀！」

　　賀龍是個從不願打被動仗的人。對張國燾如此明目張膽地到二、六軍團來搞陰謀活動，十分憤慨。他要反擊。可是，朱德已經說了，目前主要是做好團結工作，帶他們北上。那怎麼辦呢？他終於想到，張國燾敢於對抗中央、分裂紅軍，依仗的就是四方面軍人多，我為什麼不從這裡下手呢？他找到張國素，對他說，二、六軍團在長征中損失很大，需要補充，你這個總政委，能不能從四方面軍抽兩個師給我們？你們人那麼多呢！張國燾弄不明白賀龍的真實意圖，又無法駁回這種堂而皇之的理由，還想拉攏二、六軍團，因此，未置可否。賀龍便經常就此事糾纏他。朱德後來說：「賀老總對付張國燾很有辦法，不爭不吵，向他要人，要槍要子彈，硬是要過來一個軍，儘管人數不多。張國燾對任弼時、賀龍都有些害怕呢！一起北上會合中央，賀老總是有大功的。」

　　1936年7月5日，中央軍委頒佈命令，成立紅二方面軍，由二、六軍團和三十二軍組成。賀龍為總指揮兼二軍軍長，任弼時為政委兼二軍政委，肖克為副總指揮，關向應為副政委，陳伯鈞為六軍軍長，王震為政委。

　　朱德建議，任弼時隨總部行動，這樣，他可以中央政治局委員和紅二方面軍政委的雙重身分，親自去做張國燾、陳昌浩、徐向前、傅鍾、李卓然等人的工作，也便於同紅四方面軍其他幹部交流思想，瞭解情況，做團結工作。可是，張國燾卻提出要召開兩軍聯席會議，妄圖從組織上以多數壓少數，迫使紅二方面軍就範。任罰時看到了這一點，當即表示反對。他說：「你召開聯席會議，誰來作報告？如果產生不同意見，結論怎麼做？由誰做？」

　　賀龍支持這一意見，他說：「國燾作報告，我不同意；弼時作報告，你大概也不同意，開什麼？怎麼開？」

　　這一時期，賀龍處事十分小心謹慎，既要講團結，又要保持警惕性。1961年，他在談起這一時期的鬥爭時說：

　　「朱老總、伯承向我們講了張國弼搞分裂的事，我們以前並不知道。不過，張國素這個人我還有所瞭解的。南昌起義前兩天，他作為中央代表來南昌阻止起義，我還和張國弼發了脾氣。後來，在瑞金我入了黨，又和他編在一個小組，整天在一起直到潮汕失敗才分手。到了甘孜，他人多，我們人少，我們又不聽他的，得防備他臉色一變下狠手。我有我的辦法，我讓弼時、向應和朱老總、伯承、張國燾都住在一幢兩層的藏民樓裡。那時，在甘孜組織了一個漢藏政府，叫『巴博依得瓦』。我們大家就住在主席府。整個住處的警衛是我親自安排的。警衛人員每人兩支駁殼槍，子彈充足得很呢！你張國燾人多有個大圈子，我賀龍人少，搞個小圈子。他就是真有歹心也不敢下手。張國燾搞分裂，我們搞團結，可是對搞分裂的人不得不防嘛！」

　　賀龍、任弼時等二方面軍領導人反對張國森的鬥爭，加強了朱德這位紅軍總指揮的發言權。張國燾控制不了二、六軍團，也沒了章法。在大家的努力下，張國燾被迫放棄了他的主張，同意北上。

　　於是，紅二、四方面軍離開甘孜，北上與一方面軍會合。賀龍在二方面軍師以上幹部會上動員說：「同志們，這裡是張國燾搞的假中央，真的中央是毛主席領導的，已經到了陝北。為了抗日，我們必須馬上北上，與真正的中央，與一方面軍會合。」

　　川西高原南部，是大片的沼澤地。從甘孜到甘南，要經過漫長的、沒有道路、渺無人煙的大草地。這種草地一望無際，佈滿沼澤，空氣稀薄，天氣變化無常。剛剛是萬里晴空，刹那間彤雲密佈；一忽兒大雨傾盆，一忽兒又風雪交加。在這樣的自然條件下，每走一步都要克服極大的困難。經過草地的原紅二方面軍騎兵通訊排排長、老紅軍吳先舉回憶說：

　　「草地，那一望無際的草地，綠茫茫地伸向天邊。在草地上啊，許多同志由於長期饑寒交迫，耗盡了全身的每一分熱，每一分力，走著走著，忽然身子一歪就倒在地上犧牲了。人馬在稀糊糊的爛泥草墩上走，就象手指彈豆腐一樣，周圍幾十步的地面，全部顫抖地動彈起來。有時，人馬一腳踩空，陷進泥潭裡，如果不敢快救出來，就會越陷越深，被黑乎乎的泥漿惡水吞沒進去。不少同志就這樣犧牲了，有的只露出一隻胳膊伸在水草外面；有的只剩下半個頭和一頂綴著紅星的帽子。賀老總看著犧牲在草地上的戰士，心裡十分難過。他傷心地急促地叫我：『吳僅，吳討，騎傳排長！』我趕緊掙扎著跑到他身邊。他說：『再給各師申述一下命令，在任何艱難困苦情況下，決不要丟掉一個傷員，活著的同志只要還有一口氣，都要搶救，這是階級兄弟啊！』」

　　最嚴重的是糧食。從甘孜出發時，化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籌措到七、八天的糧食，沿途荒無人煙，又無法補充糧食。開始每人每天分到三兩青棵粉，後來就斷了糧，只能殺牲口，挖野菜，啃羊骨，煮皮帶來充饑。自然環境如此艱難，紅軍能否走出草地；賀龍作為總指揮責任重大。他把自己騎的馬拿出來，專門馱傷病員；他組織大家挖野菜；為了防止中毒，親自遍嘗百草；見到小河，他就去釣魚。他說：「只要是能吃的東西，都要抓來吃。不好吃也得吃，要革命就得吃。」最後，實在沒有辦法了，他下令將那匹一直跟隨他征戰的棗紅馬殺掉，把馬肉分給戰士們充饑，以維持生命。老馬夫看見棗紅馬被殺，難過得掉了淚。賀龍安慰他說：「不要哭了。我不到十歲就放馬，十來歲就出去趕馬幫。人對馬親，馬對人親。我們愛馬，馬也愛我們。可是，我們和馬都為革命。我們常說，當革命需要的時候，不惜犧性自己的生命，現在，為了革命，難道還捨不得一匹馬？」

　　在草地裡走了二十來天，終於看見了一座座村莊，一片片田地；看見了地裡的牛羊，屋上的炊煙。他們戰勝了死亡，走出了草地，到達岷山縣的哈達鋪。

　　8月9日，與總部一起行動的任弼時從救濟寺給賀龍、肖克、關向應、甘洶淇寫了一封信，信上說：「我這次隨朱、張行動，力求瞭解過去一、四方面軍會合時的黨內爭論問題，並努力促進我黨的完全團結一致。我與朱（德）、張（國燾）、劉（伯承）、陳（昌浩）、徐（向前）、傅（鍾）、李（卓然）等同志談話，大家對黨的組織上的統一，建立最高集體集權領導，是認為迫切問題。陝北同志亦同樣是認為迫切需要的……我對陝北同志建議召集中央全體會議，已得到他們的同意……我現在正在這邊同志中要求他們將來在六中全會上很客觀、冷靜、正確的自我批評，根據目前形勢與黨的策略路線決議基礎重新估計過去中央領導。」「我想二方面軍在促成一、二、四方面軍大會合上是負有重大責任的，必要時將來可以二方面軍指戰員名義發一告一、四方面軍同志書，這將來到哈達輔時面談決定。」

　　收到這封信，賀龍立即召開會議，明確表示贊成任弼時的意見。8月16日，他們致電任弼時說：「在救濟寺留的信，我已收到。我們完全同意你對過去黨內鬥爭所採取的立場。我們堅決站在這一立場上，為黨的統一而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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