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元帥賀龍(42)

四二

　　你看，處在「左」傾路線的夾縫中，賀龍有多麼痛苦！他的心確實在流血。

　　夏曦對於賀龍也並非不想有所行動，只是由於賀龍的特殊身分，他有顧忌罷了。夏曦從洪湖突圍跑到賀龍那裡以後，有一次，在一個叫王店的地方，別有所圖地對賀龍說：

　　「你在國民黨裡有聲望，做過旅長、鎮守使、師長、軍長等大官，『改組派』就是利用你的聲望活動。我看，老賀，你需要寫個申明書，好有個交待。』」

　　賀龍一拍桌子，吼道：「你也給我寫申明書！民國12年，我在常德當混成旅旅長時，你拿著國民黨湖南省黨部執行委員身分的名片來找我，你記得嗎？你向我要了十萬塊錢。我請你吃了頓飯，為你開了旅館，還送給你五萬塊錢。雖然沒有收條，但這是事實。你殺了這麼多同志，你是什麼黨員？你給我寫申明書！」

　　兩人拍案相視，劍拔誇張。關向應趕快出來，給他們調停。

　　後來，在繞道陝南向湘鄂邊轉移途中，夏曦又一次發難。他突然下令，收繳了賀龍、關向應兩人的警衛人員的槍，逮捕了兩名警衛員。

　　賀龍大怒，質問夏曦說：「你這是什麼意思？為什麼你的警衛員不繳槍？我還有一支手槍，你要不要？」說著，把一支勃朗寧手槍「啪」地一聲丟在桌子上。

　　夏曦有些害怕，放了他們兩人的警衛員，把槍也發還了。

　　「肅反」是上面決定的，但是，湘鄂西的「肅反」殺的人實在太多了。許多經過考驗的優秀知識分子、工農出身的領導幹部都被殺害了，造成了災難性的後果。夏曦作為湘鄂西地區的最高決策者、中共中央代表，當然負有直接的不可推卸的責任。夏曦曾留學莫斯科，是一個知識分子，對党有過貢獻的老黨員，在執行王明路線上，為什麼這樣瘋狂，這樣殘酷，各有各的說法，筆者在此不敢妄加斷言，留待史學家們去探討吧；

　　【11、看看中革軍委發來的電報，他說：「接著打吧！軍
　　委離得遠，對這裡情況沒我們清楚。打了勝仗，換點子
　　批評也合算。」】

　　黔東的十月，已經十分寒冷。賀龍穿著一件從國民黨軍那裡繳來的軍上衣，坐在一張方桌旁翻閱報紙。哺，方桌上的報紙真不少，厚厚一疊。關向應也拿了一張報紙走到門口，迎著嗖嗖的冷風，看出了神。

　　「小關，你看到什麼嘍？」賀龍詫異地問道。

　　「鬍子，你看，這條消息說，肖克、王震的部隊已經離開江西遂川，向西邊來了。」關向應回答。

　　「喔？我看看。」賀龍走到門口，從關向應手上拿過報紙，仔細地看了起來。

　　這條消息很簡單，是這樣寫的：「據悉，盤踞湘贛的匪首肖克、王震，經國軍清剿，從遂川向西竄逃，進入湘南。現國軍正圍堵中。匪首任弼時隨行……」

　　「還有個任弼時同志和他們在一起。」賀龍抬頭問關向應說：「你認識這個任弼時嗎？」

　　關向應說：「認識。我當共青團書記時，他是我的上級。現在地位很高，中央政治局委員，蘇區中央局委員、他隨六軍團，可能是那裡的中央代表。」

　　一聽說「中央代表」，賀龍皺了皺眉頭問道：「他亂殺人嗎？」

　　關向應笑了。說：「鬍子，中央代表也不是個個亂殺人。他是你們湖南老鄉，湘陰人，在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過，懂得很多，是個很能幹的同志。」

　　賀龍沒有再問什麼，拍拍那張報紙，說：「這是張8月份的報紙。現在已經10月份了，假若六軍團真的向西來了，那麼，我估計，有可能是來同我們會合的。」

　　「不錯，有這個可能，而且，從時間上計算，應該快到竣廣』關向應同意賀龍的判斷。

　　「我們何不向南走走，迎接他們？」賀龍提議說。

　　關向應點點頭，說：「對，去迎接他們。」

　　紅三軍是1934年6月到達貴州東部的。

　　黔東是個貧窮落後的大山區，交通閉塞，地勢險峻，封建勢力也很強大。沿河、德江、印江、松桃等縣及毗鄰的四川酉陽、秀山地區，山高人稀，漢、苗、侗、土家族等雜居。這裡的人民，長期受壓迫剝削，三座大山壓得他們端不過氣來，有強烈的革命要求。二十年代初葉，賀龍率建國軍兩次經過這裡，對這裡的情況頗為瞭解。紅三軍在瀕臨絕境之時，來到這裡，完全擺脫了國民黨軍的追殺，很需要建立一塊根據地，以休養生息。

　　賀龍在沿河縣楓香溪召開的湘鄂西中央分局會議上，提議說：「野雞有個山頭、白鶴有個灘頭，我們紅軍應當有塊根據地。」

　　這時的夏曦，由於處處碰壁，無計可施，不得不同意在這裡創建黔東蘇區。

　　紅三軍組成許多工作組，深入群眾，開展建立根據地的工作。7月，在沿河縣的鉛廠壩召開了黔東特區第一次工農兵蘇維埃代表大會，選出了由賀龍等八十人組成的黔東特區革命委員會。到9月份，黔東特區已擁有五個縣，十萬人口了。在創建黔東特區上，夏曦是做了不少工作的，尤其在發動群眾方面，這是應當肯定的。實事求是嘛。

　　這年7月21日，一位中共中央的交通員，歷盡艱辛，千里跋涉來到沿河縣，送來了中共中央1934年5月6日寫給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指示信和中共中央五中全會決議。

　　5月來信，根據中央1933年至1934年春瞭解到的情況，對湘鄂西中央分局在『肅反』中的錯誤，給予了嚴厲的批評。來信說：「你們在『肅反』中犯了不可容許的嚴重錯誤，以肅反工作代替了反對反革命派別的政治上思想上的鬥爭，代替了黨內兩條路線的鬥爭」「是極大的罪惡」「除了你們自己少數人外，完全不相信群眾與自己的同志」「將反革命的力量誇大到不可思議的程度，以致使你們終日陷入疑神疑鬼的恐怖生活著（中），這種恐怖遂造成你們把肅反當作一切工作中心的根本錯誤」「我們絕對不能同意你們的意見：『党蘇幹部十分之九為改組派』。這種估計完全是不正確的，誇大的！」信中還指出，武斷地解散一切黨組織，無理由地懷疑黨團群眾，是「拒絕了到處建立我們黨的基礎與繁殖我們黨的工作」「這不但不能保證黨的改造，而且破壞我們党的威信，使無產階級在農村中的領導成為不可能。」

　　這把「上方寶劍」，解決了賀龍、關向應他們日夜擔憂的問題。8月初，湘鄂西中央分局召開會議，通過了《接受中央指示及五中全會決議的決議》，對夏曦所犯錯誤進行了初步的批評。但是，五中全會決議仍然是第三次「左」傾路線下的產物，因此，它沒有，也不可能從思想上、政治上揭示出是什麼原因導致夏曦不相信群眾、極端誇大反革命力量，把『肅反』的錯誤發展到令人髮指的程度，更不可能同第三次「左」傾路線聯繫起來，因而，夏曦雖然作了檢查，但膚淺潦草。他在中央分局9月15日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不僅未提及濫施捕殺軍隊和地方幹部所造成的惡果，而且依然說唐赤英（省委委員、省軍委參謀長）、王一鳴（七師師長）、周小康（省委委員、湘鄂西特委書記）、段德昌（省委委員、省軍委主席團委員、紅九師師長）、王炳南（湘鄂邊特委委員、紅九師參謀長）、宋盤銘（分局委員、紅九師政委）、陳培蔭（紅九師第二任政委、鶴峰縣委書記）、葉光吉（紅七師師長）、盛聯均（紅七師政委）等人是「改組派」。不過，中央5月來信，終於嚴厲批評了湘鄂西的「肅反」，使在紅軍和湘鄂西根據地連續進行了兩年多的「肅反」停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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