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名人傳記 > 中國元帥賀龍 | 上頁 下頁 |
四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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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停止『肅反』,說明你思想右傾。」 關向應勸說道:「老夏,目前紅軍處於極為困難的時期,『肅反』還是停下來吧!」 賀龍說:「『肅反』先停一個時期,以後有反革命可以再肅嘛!」 夏曦不高興了,大聲說:「你們不用再說了。『肅反』是中央的部署,也是我們現實的需要,一定要搞下去。大批『改組派』在部隊裡,還有好嗎?」 會議不歡而散。 賀龍一肚子火,晚上,他去找關向應。對他說:「夏曦這樣霸道,怎麼行?你來當書記,我們開個會選一下嘛,選出誰,誰當書記。」 關向應馬上變了瞼。批評說:「老賀,你怎麼能這樣?這是無組織無紀律嘛!」 賀龍無可奈何,有苦難言。他只得率領紅三軍去恢復蘇區。1933年1月,佔領了桑植縣城。 「湘西王」陳渠珍為了保存自己的實力,給賀龍寫了一封信,要求紅三軍不要打他駐在桑植一帶的周文卿旅,作為交換,他可以把大庸等幾個縣讓出來。 賀龍拿著信去找夏曦、關向應。 那知,夏曦大怒,說:「陳渠珍這是在玩手段,你也相信?」 賀龍耐心地向他解釋,說:「目前,紅三軍極度疲勞。彈藥很少,又沒有冬衣,草鞋都沒得穿,糧食也十分困難,很難去和敵人作戰,更沒有取勝的把握。在這種情況廠,利用一下敵人的內部矛盾也是可以的。我們同陳渠珍暫時妥協一下,爭取一個休整時期,有什麼不好?」 關向應也說:「老賀的意見,我看可行。」 為了增強說服力,賀龍提議把宋盤銘、段德昌兩個委員找來,徵求一下他們的意見。 段德昌、宋盤銘贊成賀龍的意見,他們要求複海點頭答應。 夏曦對此十分惱怒,使出了他慣用的手法:扣大帽子。夏曦說:「我看,你們這是右傾,是革命不徹底的表現,我不能同意。」 他動用「最後決定權」,強令段德自去進攻周燮卿,結果,是可以想到的:打不過人家。紅軍只好從桑植撤回鶴峰。可以爭取到手的地盤,被夏曦葬送了。紅三軍又一次陷入了被動之中。 誰也無法瞭解夏曦是一種什麼心態。過了幾天,1933年1月下旬,他突然召開中央分局擴大會議,除了堅持繼續『「肅反」外.又提出了要解散黨、團組織,「創造新紅軍」的主張。這使與會請人感到愕然。他們懷疑自己的耳朵聽錯了,一致表示強烈反對。 賀龍站起來說:「你要解散黨,我不同意。我在舊軍隊時就想參加共產黨,到南昌暴動以後才加入。我只曉得紅軍是党領導的,你怎麼可以解散?」 段德昌勃然大怒,說:「你把紅軍搞完了,蘇區搞垮了,又要搞垮黨,你是革命的功臣還是罪人?」 宋盤銘也說:「我從小被送到莫斯科,在莫斯科加入黨。解散黨,我不能同意。」 夏曦把臉一板,滿臉陰沉,站起來就走。會議沒有結果。 黨組織沒有能解散,「肅反」卻越搞越凶了。1933年3月,夏曦獨自決定進行第三次大規模「肅反」,逮捕了湘鄂西省委委員、省軍委主席團委員、紅九師師長段德昌,並準備殺害他。 段德昌,湖南南縣人,1921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5年入黨,黃埔軍校畢業。北伐戰爭中,擔任國民革命軍第三十五軍第一師政治部主任。1928年任湖北公安縣委書記、鄂西特委委員,領導了公安暴動,與周逸群一起創立了紅六軍,是洪湖紅色根據地和紅軍的創始人之一,在群眾中有很高威望。逮捕段德昌,賀龍怎麼能同意? 他找到夏爆,質問說:「你為什麼抓段德昌?」 夏曦冷冷地說:「他是改組派!」 賀龍追問:「你有什麼根據?」 夏曦說:「段德昌從前方帶信來,要求帶隊伍回洪湖,這就是拖隊逃跑叛變。」 賀龍拍案而起,說:「你毫無道理。德昌寫信來是向你提出建議。他要是真的拖隊伍去洪湖,何必寫信給你?又何必回軍部來?」 夏曦理屈,不予回答,只是大聲喊:「一定要殺!」 賀龍沖著夏曦大聲說:「我堅決反對!德昌有大功,算什麼改組派,絕對不能殺。」 夏曦也拍了桌子:「我決定了!」 他又動用了「最後決定權」,賀龍束手無策。他是個黨員啊!他只能服從上級的決定,那怕是錯的。這是組織原則呀!他恨自己無能為力,救不了段德昌,流下了眼淚。 領導這次「肅反」的,是一個操有生殺大權的「肅反委員會」,但是,他們卻把賀龍這位分局委員、紅三軍軍長排除在外。短短三個月中,被「肅反委員會」當作「改組派」誣殺的有:湘鄂邊特委委員、紅九師參謀長王炳南,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員、紅九師政委宋盤銘,紅七師師長葉光吉,政治委員盛聯均等一大批紅軍和地方的領導幹部,還有許多團、營幹部。不僅如此,夏曦還是不顧賀龍、關向應的強烈反對,在3月24日,個人決定解散了紅三軍中的黨團組織。從此,紅三軍中就沒有了共產黨組織和政治機關。紅三軍中只剩下夏曦、賀龍、關向應三名黨員了。 眼看一大批從湘鄂邊到湘鄂西共同戰鬥的戰友,一個個被誣殺了,竟毫無辦法,救不了他們,賀龍內心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何況,這年5月,大姐賀英領導的遊擊隊遭到敵人的襲擊,大姐賀英、二姐賀戊妹英勇犧牲。他心如刀絞,懇求賀炳炎去收屍。他說:「你帶點錢去,總還剩得有點骨頭渣渣吧,收拾一下。」夏曦的.「肅反」還不知道什麼時候能結束,還有多少人要被誣殺,這樣下去,革命的前途太危險了。一直跟隨賀龍的譚友林清楚地記得,那個時候,賀龍的情緒十分惡劣。他說:「全軍都知道,那時,他魚也很少釣,棋也很少下,跟周圍同志開玩笑的朗朗笑聲也很久很久沒有聽到了。一天到晚,老是一股勁地抽煙。」 誰能理解賀龍那時候的痛苦心情呢? 1961年4月20日,賀龍在向編寫紅二方面軍戰史人員談到紅三軍的歷史時,有人問他,如果賀老總當時與夏曦鬥爭再尖銳一些,再堅決一些,段德昌那樣的領導人是不是能不被殺害?賀龍回答說: 「那時,我是個新黨員,只懂得遵守黨的紀律和服從組織決定。『肅反』的中期和後期與夏曦確也有過多次尖銳的鬥爭,但最後總是認為按黨的紀律只能服從他。起初,中央指示湘鄂西要進行『肅反』,還批評湘鄂西中央分局、省委開展『肅反』不力。當時,國民黨強大,我們弱小,鬥爭殘酷。中央說有反革命打進蘇區和紅軍,我們也是相信的。後來,夏曦不停地一批又一批地殺人,其中有許多人都是從大革命時期就跟我的,怎麼會是『改組派』呢?我才懷疑,才和夏曦有了分歧,進行鬥爭。夏曦說,我是軍閥出身,我不怕,是不是他說我是軍閥,我就變成軍閥?我心裡有數。只是怕弄不懂黨的政策,搞錯了。還有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按中共中央規定,政治委員有最後決定權,中央代表、中央分局書記更有最後決定權,那怕所有人都反對,只要中央分局書記一個人贊成,也必須按書記的決定執行,這是非服從不可的。各師、團幹部,我和夏曦,從來爭不贏。對基層人員只好不征得他的同意,就下令釋放,夏曦皺著眉頭不吭聲,人也就算放了。這類情況我幹了許多次。保大的,保不下來,只好服從。後來實在忍不住了,我向關向應政委建議,讓他代替夏曦當中央分局書記,關向應嚴肅地批評了我。我那時政治水平不高,一些事也弄不明白,自己為什麼要搞垮自己?心裡很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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