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元帥賀龍(39)

三九

　　鄧中夏離開了湘鄂西，賀龍覺得主要問題解決了，今後可以放開手腳，好好幹一番了。他哪裡知道，此時，以王明為首的第三次「左」傾路線在中央佔據了統治地位。更麻煩、更痛苦的事，將降臨到他的頭上。

　　王明是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支持廠，操縱中共中央領導權的。在政治上，他極力貫徹他那本《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小冊子中闡述的冒險主義綱領；在組織上，一面過分地打擊犯五三路線錯誤的同志，一面把一些有「左」傾教條主義思想和宗派主義傾向的人提拔到中央領導崗位，並派出許多中央代表到各地去，對各革命根據地和白區的黨組織進行所謂「改造」。1931年3月，中共中央候補委員夏曦被派到湘鄂西來了，組成了以他為書記的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從此，洪湖根據地逐漸陷入了痛苦的困境。

　　這時，賀龍率領紅三軍與紅九師會合後，高高興興地回到了洪湖。但是，他怎麼也沒有想到，他還沒有回到洪湖，夏曦就背著湘鄂西軍分會另外兩名成員賀龍和萬濤，發出了一個「湘鄂西軍委分會對第三軍的訓令」，指責萬濤、段德昌率領紅九師到襄北伐紅三軍，是「改變軍事計劃而冒進脫離蘇區，以致紅軍不能抽調，而使（長江）南岸的蘇維埃政權，除石門七區外，全被摧殘」；指責賀龍率紅三軍在襄北與岳口、張截港，打通襄北與洪湖根據地的聯繫是「沒有決心來鞏固蘇維埃政權和鞏固向前發展，是表現了第三軍的領導脫離蘇區，不要後方，不要群眾的反國際路線和立三路線」。看到這分訓令，賀龍感到莫名其妙，弄不懂是怎麼回事。紅九師在襄北展開是夏曦當面交待並形成決議的。現在，長江南岸的蘇區被敵人佔領了，夏曦卻想借此把責任推到別人身上。為什麼常堂的一個中央候補委員、湘鄂西分局書記如此不講道理？不尊重事實呢？他帶著種種疑問，迅速率部佔領沙洋，進入洪湖根據地中心區域。

　　可是，等待他們的，一是夏監以違抗軍分會命令之罪，撤消了萬濤的紅三軍政委職務。他是根據軍分會命令接替鄧中夏的。段德昌、陳培蔭也受到了警告處分。二是夏曦接任了三軍政委，並以紅三軍實力不足為由，指使湘鄂西臨時省委作出決定，取消紅三軍各師師部，將部隊縮編成五個大團，受省軍委指揮。這實際上是在限制賀龍的指揮權。夏曦的這種做法，在部隊指揮上造成了混亂，廣大指戰員甚為不滿。

　　面對夏曦如此無理的舉動，賀龍有點忍無可忍了。到達分局所在地周老嘴的第二天，他就去找夏噴。兩人展開了激烈的爭論。

　　夏曦堅持認為，他所作的一切都是正確的，是以中央指示作根據的。

　　賀龍十分嚴肅地反駁說：「我是中央分局委員、軍委分會副主席、紅三軍軍長，為什麼這些重大決策都不徵求我的意見？是分局領導省委，還是省委領導分局？你憑什麼讓省委決定取消各師？這個決議是錯誤的，我可以不執行嘛！請你召開一個黨員大會，大家來投票，如果贊成你的，我離開這裡，回中央去。」

　　夏曦自知無理，只得承認省委作出的這個決定是不對的，可是，他卻對賀龍說：「你去找萬濤嘛！」

　　賀龍沉著臉說：「為什麼找萬濤？省委書記是楊光華。你又有什麼陰謀？什麼鬼？省委可以隨便作出取消各師師部的決定，你說執行不執行？派紅九師出去，不是你談話交付的任務？怎麼和你那個訓令是兩個東西？這是不是陰謀？江南失敗是誰的過錯？處分了段德昌又不通知他，對嗎？紅三軍南下錯在哪裡？你來洪湖才幾天，情況不熟，對紅軍不熟，與群眾不熟，可你隨便處罰幹部，今後怎麼再與他們見面？你組織的紅三軍前委，不要當政委的萬濤參加，是不是非驢非馬的組織？你辦的幾件事，那一件是有黨性的，對得起黨的？我這個當軍長的，昨天回到蘇區，連房子都沒住的。你當分局書記的睡得安穩嗎？」

　　夏曦陰沉著臉，閉著眼睛，一言不發，最後說了一句：「我讓他們給你找房子注。」

　　在一次分局會議上，賀龍提議，為了救濟因遭受嚴重水災而挨餓的群眾，應從紅軍中調出一部分口糧撥給災民。夏曦卻極力反對。他說：「紅軍的口糧也不多，也沒有那麼多運輸力去運糧食，哪能管得了幾百萬群眾的吃飯問題？」

　　兩人又發生了激烈的爭論。賀龍說：「群眾都快餓死了，我們共產黨不關心他們，還搞什麼革命？這幾年，群眾已經做出了很大犧牲。失去了群眾，我們在洪湖還站得住腳嗎？」

　　夏曦這個書記無言以答，只得同意賀龍的意見。

　　1932年1月。賀龍從前方趕回來參加中共湘鄂西區第四次代表大會。

　　在此之前，因為廣大幹部對夏曦的領導非常不滿，萬濤強烈要求湘鄂西省委派人到中共中央敘述原委，請求指示。省委書記楊光華沒有辦法，只好派省蘇維埃秘書長尉土溝去上海。他們把希望寄託在中共中央，可是，執行王明路線的中央怎麼會支持他們呢？他們太天真了。

　　在第四次黨代會上，夏曦作了政治報告，說在他領導下，湘鄂西取得了巨大成績。這一不符實際的論斷，引起了大多數代表的憤怒，群起批評夏曦。主張按湘鄂西地區實際情形制定政策的輿論，成了大會發言的主流。坐在主席團位置上的賀龍認真聽著，覺得大家的意見很中肯，分局是應當接受的。賀龍後來說：「我那時也進了主席團，因為我還是個分局委員，夏曦不得不讓我為主席團一員擺樣子。」夏曦呢？他坐在那裡，兩眼一閉，顯得不屑一顧的樣子，一聲不吭。到了第四天，尉士均和中共中央派來的關向應趕到了。關向應在會上傳達了中共中央指示。中共中央肯定了夏曦執行的路線，並且說：「一部分敵人以至黨內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立三主義分子、鄧中夏信徒，必然會利用中央分局的部分錯誤來作復仇的鬥爭來攻擊中央分局的整個路線，以致攻擊國際與中央。」他指責萬濤抵制和批評夏曦的錯誤是「對中央分局進行反黨的派別鬥爭，是反中央、反國際路線的小組織活動。」但是，也在一些具體問題，例如取消軍師兩級、編成五個大團等問題上批評了夏脈，因此，軍師兩級編制在會後才得以恢復。但是，這樣一來，大的方向迅速改變，一些正確意見被壓了下去，從此，確立了第三次「左」傾路線在湘鄂西地區的全面統治。

　　賀龍心裡十分不快，他知道夏曦執行的就是中央執行的路線，他個人對此無能為力，那怎麼辦呢？看來只能大處服從，小處靈活處置了。但是，這也是很困難的。夏曦不懂軍事，不會打仗，對紅軍，他還無法絕對控制，作戰指揮還得靠賀龍，因此，賀龍能多次違背夏曦的意見，指揮紅三軍打了幾次勝仗，不過，事後都受到了夏曦的批評。夏曦對賀龍他們極為不滿，難以忍受。1932年2月和3月之間，他以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省委的名義，一連通過了五個決議，指責賀龍和紅三軍的作戰行動沒有「萬分積極化」；批評賀龍他們進行的靈活機動的遊擊戰是「因循守舊」、「保守主義」；並說，這是「黨內的主要危險」；強調必須「轉變到大規模平地戰、城市戰，為奪取中心城市而鬥爭。」等等。這些決議，從組織上壓制了賀龍、段德昌等紅軍領導人，強迫他們去執行「左」傾冒險路線，不停頓地跟敵人硬打強攻，使賀龍處於非常為難的境地。夏曦用這種強制辦法，一步一步把紅三軍推到了處處被動挨打的危險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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