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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


  審訊結束後第二天,原來留在野戰醫院觀察傷勢的兩位戰友被押送到拘留所來了。他們講了從最近兩天由「86」送到醫院去住院的「熟人」那裡瞭解到的情況:自10月9日流血鬥爭之後,叛徒們繼續以「清查暴動分子」為名大肆搜捕我地下組織成員,撤換了不少「俘虜官」,基本上完全控制了集中營的內部政權。

  這個消息更加引起了大家的不安。我把時占魁、曹明、鐘俊華、周鐵行等同志找在一起,分析了我們面臨的形勢。大家決定為保存這批可貴的骨幹力量,立即向管理當局表明誓死不去「86」和「72」,堅決要求單獨成立一個小戰俘營。

  我提出為了加強團結和增強組織領導力量,正式成立地下黨支部作為這支隊伍的領導核心。由於當時條件特殊,黨支部對內公開,大家一致同意了我的建議。

  但當調查哪些同志是共產黨員時,我們81個難友中竟然只有時占魁、曹明和我是黨員。原來,所有其餘同志都是解放後新參軍的小青年。其中共青團員也只有鐘俊華、周鐵行、余國藩、楊守讓、袁朝模等十五六個人,剩下的都是非黨團群眾。在「86」時,他們只能以弟兄會的名義組織起來。而正是這些弟兄會會員在鬥爭中不怕流血犧牲,為了祖國的榮譽,英勇地沖在最前面。

  我們當時決定由擔任過連指導員的時占魁同志任支部書記,曹明同志任組委,我任宣委。我對外兼任我們81人的戰俘代表。同時成立地下團支部,由周鐵行任團支書,鐘俊華、楊守讓為團支委,他們參加黨支部擴大會議,作為核心領導。

  當天晚上,我們舉行了由全體難友列席參加的地下黨支部成立大會。一張用鉛筆頭在煙盒紙上畫的黨旗貼在帳篷的北牆上,同志們整齊地排坐在潮濕得發出黴味的草墊上,我們三個共產黨員站在黨旗下,儘管那盞15瓦的電燈十分昏暗,但牆上的「鐮刀斧頭」卻似乎在閃閃發光。

  支部書記時占魁同志宣佈大會開始,第一項議程:全體肅立,唱《國際歌》。難友們站了起來,室內安靜極了,只聽見遠處傳來的陣陣海濤聲和鐵絲網外美軍哨兵沉重的腳步聲。我低沉地起了個頭,指揮大家低聲唱起來:「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大家聲音哽咽了,熱淚從黃瘦的臉上淌了下來,漸漸地難友們抬起了頭,歌聲又硬朗起來:「……英特納雄耐爾一定要實現!」

  大家坐下後,由我代表支部講話。我先向著北方深深地鞠了一躬,面對著黨旗說:

  「親愛的祖國,敬愛的黨,我謹代表遠離您懷抱的三名共產黨員和全體您的被敵人囚禁在孤島上的戰士向您表示我們對您的忠誠!祖國啊!我們自從被迫遠離了您,就像一群失去了母親的孤兒。我們在苦難中每時每刻都深深感受到無依無靠的痛苦……」

  我剛說到這裡就說不下去了,背後響起的一片壓抑著的哭泣聲更加揪疼著我的心,催使我的眼淚洶湧而出。頃刻間,戰鬥失利,突圍不成,大批被俘;鬼子的淫威,叛徒的猖狂,一幕慕重現在我眼前……

  一種責任感強使我忍住了眼淚,繼續講了下去:

  「今天,我們三個共產黨員,81個愛國者,重新在您的旗幟下組織起來,做好準備去迎接更加殘酷的鬥爭!我們深深相信祖國始終在關心著我們這些忠誠的兒女,四萬萬五千萬同胞始終在支持著我們!我們將把黨的理想化作我們的靈魂,用我們對祖國的熱愛燃起鬥爭的怒火,踏著那些在戰場上,在突圍時,在集中營的鬥爭中壯烈犧牲的戰友們的血跡,繼續和敵人戰鬥到底!」

  「親愛的祖國,敬愛的黨,現在,就在敵人的槍口下,在異國的孤島上,我們這群炎黃子孫向自己的母親莊嚴宣誓——」我舉起了右手,握緊了拳頭,領讀了誓詞:

  「茫茫大海,洶洶怒濤!生命不息,戰鬥不止!甯為玉碎,不願瓦全!寧做他鄉鬼,不當亡國人!」

  宣誓完畢,我轉過身來,先向難友們表示了我們黨支部和大家同生死共患難的決心,以及我個人決不離開大家的保證。然後講了我們目前面臨的險惡前途,要求大家緊緊團結在地下黨支部周圍,共渡難關。

  緊接著,曹明代表黨支部表揚了弟兄會的鬥爭精神,肯定了他們在鬥爭中的貢獻,然後宣佈弟兄會已完成其歷史任務,從現在起停止活動,今後全體弟兄會會員將在黨支部的統一領導下繼續開展對敵鬥爭。團支部代表和群眾代表也講了話,他們激動地表示了堅決服從黨支部的領導,絕不在艱險面前動搖,絕不向敵人屈服的決心。

  §爭取成立「回國戰俘大隊」

  第二天,我告訴來送飯的美國黑人士兵說:「我們要向管理當局寫封申訴信,請你給我筆和紙。」那位士兵向我看了看,很快取來了一遝白紙,一支沾水筆和半瓶墨水。

  我和周鐵行一起研究起草了《告美軍戰俘營管理當局書》,控訴了在「72」、「86」中國戰俘集中營內,叛徒特務們違反日內瓦公約,企圖強迫戰俘改變信仰,對戰俘實行白色恐怖統治的罪行,明確表示,我們81人不願背叛自己的國家,堅決要求回歸祖國,希望美方管理當局遵守日內瓦戰俘公約,尊重我們的個人意願。最後表示為了我們的生命安全,我們誓死不去「72」、「86」集中營,堅決要求將我們單獨關押,成立一個志願回國的戰俘大隊。

  我隨即將它譯成英文。中午那位黑人士兵送飯時,我請他替我將信轉交給他的上司。他把那封書寫工整的英文信正過來倒過去地看了看,吹了聲表示欣賞的口哨走了。

  過了一會兒,他又拿著一個空白的軍用信封悄悄地進來對我說:「你們的信我已送交司令部頭頭了。你真棒,寫得一手好看的英文字,能不能替我寫封家信呢?」

  我笑笑說:「你不怕我在信上進行赤色宣傳嗎?」他想了想,回答說:「我不怕,相信你也不會那麼做。」

  「那你怎麼酬謝我呢?」

  「我給你一盒煙,行嗎?」

  我本想答應,又覺不妥,便說:「你知道,你們給的飯太少了,大家老是肚子餓得咕咕響,你能偷著多給我們送些飯菜就好了!」

  「這並不難,我把飯壓緊些就行了!」他高興地比著手勢說。

  於是,我根據他的敘述寫了一封給他在加里福尼亞的老母親的平安家書。印象最深的是他要我在信的最後寫上:「去年聖誕節沒能回國,今年聖誕節回國的希望又不大了,請老母親和我一起祈求上帝保佑,讓戰爭早日結束吧!」

  從那以後,他送給我們的飯菜果然多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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