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傳(47)_力平

四七

　　在實際工作中，周恩來把工業產品的質量問題，放在議事日程上來加以解決。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六日，他對援外飛機的質量不合格問題作了批示，和葉劍英一起抓軍用飛機質量問題。他提到高度來指出：質量問題是路線問題。一九七二年一月，鑒於汽車生產質量下降，他請餘秋裡抓這個問題。四、五月間又連續抓了出口罐頭、襯衣、照相機和部分日用工業品的質量問題。這些，都推動了許多企業恢復和加強質量管理，促進了企業管理的整頓。十至十一月間，國務院批准國家計委、財政部、農林部召開加強經濟核算、扭轉企業虧損的會議，解決林彪一夥鼓吹「政治可以衝擊一切」所造成的經濟工作混亂狀況，明確提出政治工作要結合經濟工作一道去做。

　　農村方面，也注意糾正一些「左」的政策。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農村人民公社分配問題的指示，針對當時農村在極左思潮影響下，普遍存在分配不兌現，勞動計酬上的平均主義等嚴重挫傷農民生產積極性的狀況，要求各地不要硬搬照套大寨的管理辦法，堅持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強調農業要全面發展，不能把多種經營當作資本主義去批判，規定了有利於集體增產個人增收、減輕農民負擔和使分配兌現的一些具體政策，以促進農業生產的發展。

　　周恩來還努力恢復文教科技部門的正常工作。他說：「否定一切，不一分為二，這是極左思潮，不是毛澤東思想」。「那些把書都燒了的，還不是受極左思潮的影響？」「極左思潮不肅清，破壞藝術質量的提高。」一九七二年七月一日，他會見美籍華人物理學家楊振寧時，對於楊振寧提出的我國應加強基礎理論學習和研究的建議，表示贊同。不久，他對北京大學校長周培源說：要把北大理科辦好，提高基礎理論水平，這是我給你的任務，有什麼障礙就要掃除，有什麼釘子就要拔掉。

　　九月，他寫信給張文裕、朱光亞，強調科學院必須把基礎科學和理論研究抓起來；同時，又要把理論研究和科學實踐結合起來，這件事不能再遲了。十月，他針對當時正常升學制度已被「文革」破壞的情況提出，有發展前途的青年，「中學畢業後，不需要專門勞動兩年，可以直接上大學」。這是「文化大革命」以來對教育提出的富有膽識的主張，是後來恢復我國大學招生制度的先聲。他還在恢復出版事業，加強氣象工作，重視外語教學，學習文化科學知識等方面，都提出了重要的意見。他多次批評姚文元分管的新華社的工作，提議把新華社的原負責人、老幹部朱穆之從幹校調回來，參與領導，得到毛澤東的同意。

　　在對外經濟方面，周恩來努力為改善和發展對外經濟交流和對外貿易創造條件。一九七三年一月，經毛澤東、周恩來批准，我國從日本、美國、聯邦德國、法國、意大利、荷蘭、瑞士等國進口了一批技術先進的成套設備和單機，其中包括十三套大化肥、四套大化纖、三套石油化工、一個烷基苯廠、四十三套綜合採煤機組、三個大電站、武鋼一點七米軋機，以及透平壓縮機、燃汽輪機、工業汽輪機製造工廠等，總額四十三億美元（後來實際對外簽約成交三十九億六千萬美元）；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二批大規模引進，打破了西方國家對中國封鎖、禁運的局面。這些引進項目到一九七九年底絕大部分建成投產，在我國後來的經濟建設中發揮了積極作用。

　　這段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間，由於在一定程度上抵制和糾正了「文化大革命」「左」傾錯誤，因此，國民經濟逐步回升。一九七三年，我國國民經濟各項主要指標都完成或超額完成了計劃，成為第一個五年計劃以來增長最快的一年，財政情況也是好的。

　　在外交方面，我國也打開了新的局面。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聯合國大會以壓倒多數恢復了中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一九七二年二月，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中美發表了聯合公報。九月，中日兩國政府發表聯合聲明，實現了邦交正常化。

　　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後，用了很大力氣來對大量的被打擊迫害的黨內外幹部恢復名譽和安排工作。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四日，《人民日報》經周恩來審查同意，發表了《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社論。社論強調要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要堅持團結——批評——團結的方針，「經過長期革命鬥爭鍛煉的老幹部，是党的寶貴財富」，「幹部還是老中青，老的都靠邊站，都是年輕的，不行」。九月三十日前後，周恩來幾次約談兩報一刊（即《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誌）國慶社論的內容，強調要繼續落實幹部政策、知識分子政策。這期間，他建議在毛澤東處召開一次會議，談中共「十大」的籌備工作問題，並提議朱德、董必武、許世友等參加。

　　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十大」期間，周恩來分別參加中央直屬機關、國家機關和天津、上海、江蘇等小組的討論，在發言中強調要抓好生產，落實幹部政策，要相信絕大多數幹部是好的和比較好的，要擴大教育面，縮小打擊面，對犯錯誤的幹部實行「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十月，他同中央主管組織工作的紀登奎談了解放幹部和安排工作問題，之後中央組織部提出了一個幾百人的名單，周恩來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連續討論，解放幹部。他在延安參觀「七大」會址時，提出應陳列朱德、董必武、任弼時、陳毅、賀龍的照片；當一九七二年十二月毛澤東問到譚震林的情況後，周恩來立即寫信給有關負責人，說譚震林是好同志，「應該讓他回來」。

　　這幾年中，周恩來常常利用各種紀念日舉行活動，通過在報紙上發表參加人員名單的辦法，解放了一批又一批幹部。或者，他提出名單建議一批同志參加党和國家的一些重要會議，報請毛澤東批准，使不少同志從而獲得解放。一些冤案如賀龍、「楊（成武）、餘（立金）、傅（崇碧）」等相繼平反。限於客觀情況一時還不可能平反的，在周恩來的推動和後來鄧小平等的支持下，中共中央作出決定：除與林彪集團有關的審查對象和其他極少數人外，對絕大多數關押受審者均予釋放。

　　國外有些人是這樣評論的：「由於周，林死後的接班真空才得以暫時填補。長期的接班鬥爭，在周的謹慎的戰略指導下，才避免讓『四人幫』接了班。由於周的經驗和在中央的連續領導，那些被侮辱的幹部和高級文職人員能夠在『文化大革命』的後遺症中比較容易地恢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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