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傳(46)_力平

四六

　　周恩來等有了一定的條件，來設法儘量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努力消除「文化大革命」給各個領域造成的嚴重惡果了。他們整頓和加強企業管理，平反一些冤假錯案，解放大批幹部，逐步恢復文教、科技部門的正常工作，並著手打開外交工作的新局面。

　　周恩來當時提的是：批判極左思潮。

　　周恩來在一九六七年就反對過極左思潮。一九六八年，他又提過「極左思潮一定要批判」。一九七〇年六月，他指出：「防保守，排極左，仍是當前主要任務。」九月，他針對出版工作中存在的極左偏差，提出不能割斷歷史，不能「因人廢文」，指出「任何思想的發展都不是無根的，新社會是從舊社會脫胎出來的」，「這就叫歷史唯物主義」。到一九七一年三月，在國務院召開的全國出版工作座談會上，他針對存在的問題著重講了批判極左思潮的問題。他批評了「破壞紀律，無政府主義氾濫，只有自由，沒有集體，為所欲為」。他說：「自由主義是右的，但形式上是以極左出現的」。「否定一切，這也是極左思潮。」這年上半年，他已經在一些會議上強調要反對極左思潮了。

　　「九一三」事件後，隨著批林整風運動的深入，批判極左思潮的鬥爭開始全面展開，特別是在落實黨的經濟政策和幹部政策方面，在實際工作中產生了效果。

　　從一九七一年底開始，周恩來在一系列相繼召開的全國性專業會議上，通過批判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來消除「文化大革命」對經濟方面的破壞性後果。他強調指出批判極左的重要性，並且針對由於受林彪鼓吹「突出政治」的影響而普遍存在的不敢抓生產、抓業務的傾向，在會上批評說：極左思潮就是搞「空洞的、抽象的、形而上學的東西，誇誇其談，走極端」。他強調「運動與業務不能對立」，鼓勵各級幹部理直氣壯地抓生產，抓業務。

　　一九七三年，他在聽取國家計委彙報計劃工作時指出：「一九六九年以後，在經濟管理上瞎指揮盛行。南昌把飛機廠最好的工人下放了。景德鎮陶瓷窯也給炸了。林彪一夥一直破壞到『九一三』，影響到一九七三年，惡果逐步暴露出來了。應把『九大』以來林彪一夥破壞經濟計劃的情況編個材料，供大家批判。一定要批透，把破壞性後果消除掉。」他說：「國民經濟要按比例發展，但現在根本沒有比例！」「到處搞獨立經濟體系是不行的。」在周恩來的指導下，從一九七一年底到一九七三年，國務院召開一系列全國性專業會議，批判林彪一夥自立政策，自成系統，搞獨立王國，破壞黨對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挑動資產階級派性，分裂工人階級隊伍，反對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國民經濟，破壞黨的經濟政策，在農村強迫擴社並隊，沒收自留地，砍家庭副業，搞「一平二調」；在城鎮「割資本主義尾巴」；等等。一九七三年二月，國家計委根據周恩來指示精神，起草了《關於堅持統一計劃，加強經濟管理的規定》（即經濟工作十條）。這個文件拿到這年全國計劃會議討論時，除了「四人幫」把持的上海市外，其餘二十八個省、市、自治區都表示贊成。

　　當時，周恩來指出了經濟工作中有「三個突破」的嚴重問題，要著重加以解決。一九七二年初，他在全國計劃會議上說：職工人數突破了五千萬，工資突破了三百億元，糧食銷售量突破了八百億斤，這「三個突破」對國民經濟各方面帶來了一系列的問題，不注意解決就會犯錯誤。但是，這個問題在一九七二年還沒有切實得到解決。這年底，職工人數達到五千六百一十萬人，工資總數達到三百四十億元，糧食銷售量達到九百二十七億斤，出現了糧食周轉困難的狀況。

　　一九七三年三月，周恩來聽取國家計委彙報後，生氣地說：「確實沒有『王法』了」；「不只三個突破，貨幣發行也突破了」。「林彪一夥破壞經濟所造成的惡果這兩年表現出來了。票子發多了，到了最大警戒線。三個突破不如這一個突破。你們管財政、銀行的也不叫，要隨時提醒，這是個寒暑表嘛！」還說：「一九七〇年基本建設大膨脹，一九七二年沒有抓。鑒於這個教訓，以後要全年抓。該停的停，停得不合適的再建。」他還講了要貫徹執行按勞分配的原則，批評了幹多幹少一個樣、幹好幹壞一個樣、會幹不會幹一個樣、幹與不幹一個樣等平均主義傾向。

　　國務院採取了堅決的措施：首先，控制基建規模的擴大，減少基建投資，同時壓縮基建佔用民工人數，增加農業財政撥款和支農工業投資，一九七三年比上年增加百分之十九。第二，加強勞動工資的集中統一管理，重申勞動工資大權在中央。一九七二年六月九日，國務院發出關於加強工資基金管理工作的通知，規定凡未經批准超計劃招收職工和違反國家政策和規定增加工資的，銀行有權拒絕支付。第三，積極解決糧食購銷差額問題。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國務院向中共中央寫了糧食問題的報告，並轉報了商業部的報告，內容是發展糧食生產、整頓糧食統銷工作、控制職工人數和吃商品糧人數等。中共中央在十二月十日批轉了這兩個報告，要各地執行。

　　經過一九七二、一九七三年的努力，「突破」的問題得到了解決。

　　在反對極左的同時，周恩來在整頓企業管理，落實農村政策，重視教育和科研工作，發展對外經濟等方面，都做了不少工作。一九七二年二月五日，周恩來指出，現在我們的企業管理亂得很，要整頓。這是首次提出整頓的主張。據此，全國計劃會議起草了文件，提出企業要恢復和健全同位責任制等七項制度，要抓產量、品種、質量等七項指標。對這個文件，經周恩來主持討論定稿後，建議由國務院提請中共中央批轉下發。但由於張春橋作梗，沒有能發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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