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傳(22)_力平

二二

　　他說：當前我國人民的一項重大任務是，開始進行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國家建設。一九五三年是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第一年，我們要動員工人階級和我國人民，集中力量，克服困難，為完成和超額完成本年度的計劃而奮鬥。

　　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編制，中央的同志幾乎都參加了，具體則由周恩來、陳雲、李富春負責。計劃的本子都是周恩來親自審查的。他親自指導編制計劃，審定計劃，工作非常細緻，幾乎每一個數字他都核查過，每一個百分比他都要親自計算一下。當發現差錯時，他總是耐心地嚴肅地給工作人員指出來，和藹地要他們回去好好地再算一算。計劃是制訂得非常周密詳細的，周恩來對年度計劃和長期計劃要求都非常嚴謹。

　　第一個五年計劃，採取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針，重點進行新建和擴建電力、煤炭和石油等能源工業建設，新建和擴建現代化鋼鐵、有色金屬和基本化工的原材料工業建設，建立製造大型金屬切削機床，發電設備、採礦設備和汽車、拖拉機等機械工業建設，建立和改造擴建航空、坦克、武器和彈藥等國防工業建設。周恩來的經濟建設思想，是注意重點，用重點帶動全盤。為了重點保證能源工業、原材料工業、機械工業和國防工業這些基本工業的建設，對這四個方面工業部門的投資，占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工業投資的百分之七十五左右。

　　為了改變原有的工業地區佈局不合理的狀況，考慮到國家安全的需要，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重點進行了以鞍山鋼鐵聯合企業為中心的，包括撫順、阜新和鶴崗的煤炭工業，瀋陽的機械製造工業和吉林的電力工業為主要內容的東北工業基地的建設；以包頭鋼鐵聯合企業為中心的華北新的工業基地；以武漢鋼鐵聯合企業為中心的華中新的工業基地的建設；上海和其他沿海城市的工業基礎大為加強，並把沿海城市的一些工業大業遷往內地。

　　一九五四年九月，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周恩來作《政府工作報告》。講到第一個五年計劃方針時，他說：「這就是：集中主要力量發展重工業，建立國家工業化和國防現代化的基礎；相應地發展交通運輸業、輕工業、農業和商業；相應地培養建設人才，有步驟地促進農業、手工業的合作化；繼續進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保證國民經濟中社會主義成分的比重穩步增長，同時正確地發揮個體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作用；保證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

　　在集中主要力量發展重工業、建立國家工業化和國防現代化的基礎這個方針下，我國的工業建設取得了巨大的進展。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我國施工的大中型項目有九百二十一個，到一九五七年底，全部建成投入生產的有五百九十五個。這些項目，是我國現代工業的骨幹，包括飛機、汽車、發電設備、重型機械、新式機床、精密儀錶、無縫鋼管、合金鋼、塑料和無線電等新的工業部門。這些新工業的建立，改變了我國工業部門殘缺不全的狀況，奠定了我國工業化的初步基礎，並為對國民經濟進行技術改造提供了物質技術保證。

　　在進行第一個五年計劃經濟建設的實踐中，周恩來提出了關於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一系列的重要思想和理論。

　　關於經濟建設，周恩來在一九五一、一九五二年就提出各地進行建設工作要注意四個條件：物質基礎，生產能力，技術條件和財政條件。他認為：我國鄉村的個體農業和城市的小工商業是兩個大海，要把他們納入國家建設計劃的軌道，不是輕而易舉的事，因此，要穩步前進。國民經濟做到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需要一個比較長的時間。他從建國一開始就十分重視農業，並指出，農業生產工作中的首要任務是糧食的增產，完成糧食增產任務的保證，是集中力量加強對糧食生產的領導。要認真貫徹人民政府發展農業生產的各項改革。及時地教育農民，提高其增產的積極性。

　　「一五」時期，周恩來進一步提出：「經濟建設工作在整個國家生活中已經居於首要的地位。」他闡述說：「我國偉大的人民革命的根本目的，是從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壓迫下面，最後也從資本主義的束縛和小生產限制下面，解放我國的生產力，使我國國民經濟能夠沿著社會主義的道路得到有計劃的迅速的發展，以便提高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並且鞏固我們國家的獨立和安全。」他強調說：「我們必須瞭解，增加生產對於我們全體人民，對於我們國家，是具有決定意義的。只有生產不斷地增加，不斷地擴大，才能逐步地克服我們人民的貧困，才能鞏固我們革命的勝利，才能有我們將來的幸福。」他的這些論述，體現了發展生產力是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後最根本的任務這一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

　　後來，中國共產黨的第幾次全國代表大會作出決議，宣告，「國家的主要任務已經由解放生產力變為保護和發展生產力。」

　　周恩來關於經濟建設的指導思想，是實事求是。他指導經濟建設，始終遵循了和實踐著這一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路線。他說，我們不是以主觀唯心主義作指導，也不是以機械唯物主義作指導，而是以辯證唯物主義思想作指導。辯證唯物主義思想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認識客觀規律，更好地發揮主觀能動性。他把調查研究作為貫徹實事求是原則的核心問題。他說：「我國的國民經濟正在迅速發展，情況的變化很快也很多，隨時隨地都有新的問題出現，許多問題又是錯綜複雜地聯繫著。因此，我們就必須經常地接近群眾，深入實際，加強調查研究工作，掌握情況的變化，對有利的條件和不利的條件進行具體的分析，對順利的方面和困難的方面都要有足夠的估計，以便及時地做出決定，調節國民經濟各部門和各方面的活動，避免發生互相脫節或者互相衝突的現象。」他認為，「群眾本質上是實事求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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