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傳(12)_力平

一二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常委會在陝西甘泉縣下寺灣召開，研究常委分工問題。張聞天主張軍事方面由毛澤東負責，周恩來只負責組織局不管軍事。這次，是毛澤東挽留周恩來仍作軍事工作。毛澤東提出，軍委主席由周恩來擔任，自己可以當副的。周恩來說，自己是願意從事軍事工作的，但軍事領導應以毛澤東為主。毛澤東又說，關於軍事領導，指揮軍事，恩來都是較通的。會議決定：成立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毛澤東為主席，周恩來、彭德懷為副主席，周恩來還負責組織局的工作。

　　從此，周恩來長期擔任軍委副主席，和軍委主席毛澤東，數十年間在軍事上始終親密合作。

　　【六、十年談判】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在瓦窯堡召開了政治局會議後，周恩來兼任中共中央東北軍工作委員會書記。這時起，國共雙方已經陸陸續續有一些談判和接觸，周恩來也指導了這項工作。後來，國民黨同共產黨發展到第二次合作，周恩來受中共中央委派，常駐國民黨統治區從事這方面的工作和党的領導工作。這樣，從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六年，同國民黨代表協商談判，就成為周恩來的主要工作。國外稱他是一個偉大的談判家。

　　一九四六年四月，周恩來在一個茶會上說過：「差不多十年了。我一直為團結商談而奔走渝、延之間。談判耗去了我現有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經談老了！……民主事業的進程是多麼艱難啊！」

　　從他的內心說，在炮火連天的民族革命戰爭中，他是深願到前方抗日的。這從他在悼念左權同志的文章中，看得很清楚。他寫道，「遙望大河以北，請纓有願；困處莖門之內，殺敵無緣。這雖因崗位有別，但髀肉複生的我，遙聞哀耗，究不能無動於衷」。他是多麼希望親上前線，揮師殺敵呀！

　　但是，黨和革命事業需要他在後方，而且是在國民黨地區，去從事艱難的前所未有的談判工作。他服從組織的分派，在白色恐怖下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鬥爭，在新的戰線上取得了輝煌的成績。

　　十年談判生涯，可以從一九三六年四月九日晚同張學良的會談說起。

　　四月九日下午，張學良在王以哲、劉鼎等陪同下從洛川飛抵膚施（延安）。他們來到天主教堂，在暮色蒼茫中等候著。馬蹄聲裡，周恩來和李克農到達了。會談進行了一晚上，周恩來的高屋建瓴、深刻透闢的發言和周到恰切、解決實際問題的分析，使張學良感到解決了很多思想認識上的問題。張學良的愛國熱忱，在聯共抗日問題上的主張和積極態度，也使周恩來感到欣慰。談的結果，張學良完全同意共產黨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同意組織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願意參與醞釀這事。對於蔣介石，張學良認為蔣現在是在歧路上，有可能爭取其抗戰。要他本人目前反蔣還做不到，但是蔣介石如果投降日本，他會離開蔣介石。周恩來表示，關於聯蔣抗日的政策，中共中央已有考慮，願意把張學良的意見帶回去慎重研究。

　　「張學良得到周恩來同志這樣明朗、切實的表示，就好像一塊石頭落了地。幾個月來思想上不能解決的問題一下解決了，頓時表現非常高興，並說：『你們在外邊逼，我們在裡邊勸，我們對蔣介石來個內外夾攻，一定可以把他扭轉過來。』」

　　這次會談，為中國共產黨同張學良、楊虎城的合作打下了基礎。

　　同年十二月十二日，發生了西安事變。

　　事變發生後，張學良立刻致電當時在保安的中共中央，希望聽取中國共產黨的意見。當晚，毛澤東、周恩來電複張學良，表示「恩來擬來西安與兄協商爾後大計」。

　　十二月十五日，周恩來偕羅瑞卿、杜理卿等十八人啟程，十七日到達西安，傍晚就同張學良會談。行前，中共中央交代的是去看一看，瞭解具體情況以便作出決斷。會談中，周恩來表示的態度是：要保證蔣介石的安全，可以聲明如果南京挑起內戰，則蔣介石的安全無保障。雙方商定了同宋子文的談判條件。六日，他電告中共中央說，南京親日派的目的在造成內戰，不在救蔣，蔣介石的態度開始時表示強硬，現在也轉取調和以求恢復自由。接到周恩來的電報後，中共中央發出致國民黨中央電，指出「武力的討伐，適足以杜塞雙方和解的餘地」，呼籲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十九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後發表通電，提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團結全國，一致抗日。周恩來同張學良、楊虎城一起，迫使蔣介石接受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促使團結抗日的局面在中國出現。事變中，蔣介石的諾言是：「決不打內戰了，我一定要抗日。」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了時局轉換的樞紐：在新形勢下的國內的合作形成了，全國的抗日戰爭發動了。」為了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周恩來一到杭州，二上廬山，同蔣介石直接談判。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成立後，周恩來代表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地區做統一戰線工作，努力團結各方面主張抗日救國的力量，並領導過中共中央長江局、南方局的工作。他堅持國共合作，反對投降、分裂、倒退，團結民主黨派、進步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國際友好人士，為制止反共逆流，克服對日投降的危險，做了大量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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