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的最後十年(56)

五六

　　周恩來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家，徹底的唯物主義者。他在病中曾向醫療組多次交代：癌症問題是全世界都還沒有解決。我死後，你們要作徹底的解剖檢查，好好研究研究，若能為醫學發展作出一點貢獻，我是很高興的。他說這番話的時候，並不是在疾病晚期而表現出悲觀喪氣的情緒，而恰恰是在治療見效，膀胱癌相對穩定的時候。他說話時的神態至今仍令我記憶猶新。他神情安詳、坦蕩自若，甚至發出朗朗笑聲。看得出來，他對科學發展與祖國的未來充滿了熱情和希望。

　　早在1956年，我們黨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倡議實行火葬，周恩來帶頭響應。1958年，總理專門派人到重慶把抗戰時期安葬在那裡的父親和鄧穎超的母親以及重慶辦事處的一些死去的同志墳墓平掉，進行深埋，地面上重又種上了莊稼。60年代後，周恩來的思想又有了新的發展，他認為人死後不僅要火化，而且沒有必要保留骨灰。他在國務院的一次會議上說：「人死後為什麼一定要保留骨灰呢？把它撒到地裡可以作肥料，撒在水裡可以作飼料喂魚。這樣一來，人死後不僅不浪費一寸土地資源，遺體還可以作一點貢獻。」

　　這就是周恩來徹底的唯物主義世界觀，最崇高的思想境界。

　　他和鄧穎超都無愧地做到了這一點，成為子孫後代的光輝典範。

　　幾千年來，我們的老祖宗一直實行土葬。我們只要跨出家門到城郊或鄉間區，特別是近幾年來，一些旅遊風景區隨處可見大大小小的墳塋占去了許多可耕地。這是一種愚昧無知、令人心痛的不良社會風氣。我們的先哲周恩來早已看到了社會發展的這種趨勢。他自覺地不保留骨灰，破除舊習俗，樹立新風尚，是對喪葬制度所作出的一次啟迪後人的革命性舉措。

　　1月15日下午3時，黨中央為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北大廳舉行隆重的追悼大會。散會後，鄧穎超在臺灣廳嚴肅地對親屬講話：我是一個共產黨員，我用無產階級的堅韌性，高度地克制我內心的痛苦；還要用愉快的精神為解除伯伯的痛苦共同跟伯伯與疾病作鬥爭。你們的伯伯在知道他的生命不能挽救時，一再叮囑我，不要保留他的骨灰。這是我和伯伯在幾十年前共同約定的。我們國家在對待人死後的葬儀方面，從古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都一直是土葬的。從感情上講，你們很難過，伯伯的肉體雖然不存在了，但他的骨灰在祖國大地河流作肥料，仍為人民服務。用唯物主義的觀點看，物質不滅，生息不已。你們要支持伯伯的這一行動，伯伯的遺願實現了，伯伯的心願，我已經了卻。

　　追悼會已經結束了，小轎車一輛接著一輛從大會堂開出來，由長安街向東西各自疾駛而去。參加追悼會的人漸漸地散盡，仍不見人們熟悉的那輛黑色紅旗轎車駛出來。莊嚴的天安門廣場和長安街兩側擁滿了人群。他們渴望著再看一眼總理，向他致以最後的敬禮，再送他一程，目送他乘鶴歸去，直到他永遠安息的地方。

　　等啊等啊，就是不見那輛黑色轎車開出來，人們開始著急了，都在向自己提出一個問題：敬愛的周總理，您到底在哪裡？但他們依然靜靜地引頸期盼著……此時此刻，有誰會想到在人民大會堂裡，鄧穎超親自將周恩來的骨灰分裝成三袋，交給了周恩來生前黨支部成員。他們乘坐周總理的座車護送骨灰悄悄地向東郊迅速駛去。

　　鄧穎超亦乘車相送去機場。他們手捧著總理的骨灰登上一架農用小飛機，按照事先的約定，飛機升空後，他們應聽從駕駛員的命令，分別在北京上空、天津海河與黃河入海口等處，將骨灰全部撒乾淨。鄧穎超久久地站在寒冷的黑夜裡，目送那一架小飛機漸漸地消失得無影無蹤，她才乘車返回西花廳。

　　這一壯舉是在默默無聲中進行的。曾經有人問起，總理的骨灰真的都撒完了嗎？難道沒有留下一點兒嗎？總理的骨灰究竟撒在了什麼地方……給人們心目中留下了不盡的遐想。

　　我們根據周恩來一生的謙遜美德和他的徹底革命精神，答案便不難找到了。有人說得好：總理生前沒有自己，死後也無須保留自己。他似乎什麼也沒有給我們留下，但是，他把什麼都留給了我們。千百年後，中華民族的子孫後代在追尋歷史人物對中國的貢獻時，不可能忽略了周恩來。他們會說，周恩來沒有後裔，沒有留下墳墓，甚至也沒有留下很多著作；但是，他留下的財富是使中華民族代代相傳，世世享用不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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