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的最後十年(33)

三三

　　【下篇：周恩來最後的1323天】

　　四個紅細胞的警示；專家診斷周恩來患「膀胱移行上皮細胞癌」

　　我到西花廳工作的第二年起，就開始了史無前例的年代。周恩來以令人難以想像的毅力肩扛著行將傾倒的大廈。

　　長年的超負荷工作與抵擋明槍暗箭，終於把他整垮、累倒了。

　　1972年5月12日，在為周恩來作每月一次的小便常規檢查時，在顯微鏡高倍視野下發現了4個紅細胞。啊！4個紅細胞，竟然有4個！我的心裡為之一怔。一般認為，男性尿常規檢查發現4個紅細胞雖是多了點，但亦不一定有何特殊意義。不過，問題是發生在像周恩來總理這樣的偉人身上，即使是小問題也就成了大問題。因此，絕不能粗心大意，抱任何僥倖心理。我必須順著這4個紅細胞緊緊地追查下去，弄個水落石出。

　　在那「特殊」的年月，人民把期望都寄託在周恩來身上，誰都明白，周恩來不能病倒、周恩來不能垮下來。我是他的保健醫生，豈容馬虎。這一小小的信號是否提示他體內確有隱患，心裡沒有底。

　　在問題還沒有搞清楚之前，我不敢聲張，怕西花廳的工作人員都跟著緊張與驚慌，更重要的是以免驚動鄧大姐。

　　於是，我避開了他人，急忙給我國著名泌尿外科專家吳階平打了一個電話，向他通報總理在尿常規檢查中發現的問題。吳階平聽後，不無憂慮地說：「張大夫，你想辦法再多複查幾次小便常規，建議你們請病理科專家作尿細胞學檢查。」

　　同時，我將周總理的尿常規化驗發現4個紅細胞，跟吳階平通電話以及吳院長的建議等情況，向中南海門診部主任作了口頭彙報，請他儘快將情況及時報告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同志，以便汪主任掌握適當時機報告毛澤東。

　　吳階平的建議，無疑是正確的。若是對待一個普通病人就好辦了，只要叫他每天留小便標本，隨時去醫院複查便是了。但是，這疾病發生在周恩來身上，問題就不那麼簡單了。你想要他複查小便，他會刨根問底，向你提出許多個「為什麼？」你若沒有把握向他解釋清楚，令他聽了覺得有道理，那你准會碰釘子。周恩來一天到晚，黨、政、軍各方面的大事，內政外交工作排得滿滿的，真叫日理萬機，絕不可，也不該輕易去打擾他。

　　那麼，怎樣才能說服總理接受小便複查呢？這件事使我食不甘味、夜不成寐，真叫傷透了腦筋。過了兩三天，我看了一些有關的醫學文獻，又向泌尿科專家討教了相關知識，頭腦稍微冷靜了一點，最終歸納出「說服」周恩來有可能接受小便檢查的五點理由：(1)老年人血管硬化，管壁通透性增加，可能使紅細胞滲透出血管壁；(2)泌尿系統結石，長期摩擦出血；(3)膀胱內炎症，引起粘膜充血；(4)腎臟血管畸形；(5)膀胱內長腫瘤。

　　尿常規複查與專家會診勢在必行，但不知道這五條「解釋」

　　周恩來是否能聽得進去，我考慮只好先去討教鄧穎超，必須事先讓她理解請她指教。她耐心地聽完了我的「解釋」。

　　「你是好意，下了不少功夫，但不能太急；他正忙的時候不要去跟他說，說了也聽不進去，得找機會。你的說法，我聽了沒有什麼意見。」鄧大姐的首肯亦很重要，得到她的支持，起碼給了我勇氣。

　　一天下午，我從秘書那裡得知總理不外出開會，在家辦公。

　　我耐心地等到了周恩來去洗手間的時機，緊隨其後，待他一切都辦利索了，到洗臉池旁洗手的工夫，我湊過去抓緊機會發表「演說」：「總理，我向您報告一下這次檢查身體的結果。」

　　「有什麼問題嗎？」他問道。

　　我將這次體格檢查的其他各個項目都屬正常的事先說完以後，再以平和的語氣說道：「這次小便化驗，發現有幾個紅血球……」

　　「有多少紅血球？有問題嗎？」他未待我把話說完，就接著問。

　　「有4個紅血球。」我邊說邊注視著他的神情變化，故緩緩地，一個字一個字地說。因為周恩來曾因我說話太快批評過我。

　　周恩來懂得不少醫學知識，他曾親自過問毛澤東，以及當時中央幾位患有惡性腫瘤的重要領導人的醫療問題，如陶鑄、陳毅、彭德懷、謝富治等人。對於他們的病情以及後果，他是一清二楚的。

　　「小便裡有幾個紅血球，有什麼大驚小怪的！」他故意提高了嗓門說。

　　「總理，不是發現幾個紅血球覺得大驚小怪，應該把尿中發現紅血球的原因搞清楚。」我繼續解釋道。

　　周恩來平素認為我這個人「好辯」，凡事總想多解釋幾句。其實，我哪裡敢同總理「辯」呀。我心裡想的只是要把問題解釋清楚就是了。但有時也引起誤解，他對我的「解釋」認為是「好辯」，或以為我故意頂撞他，這就變「爭辯」為「強辯」了；自然，我亦擔心他不要把「強辯」再升級為「狡辯」。但是，後來的事實證明，周恩來並不介意我對他的「好辯」或「強辯」，更沒有認為我有意頂撞他。關鍵問題是周恩來的性格是不喜歡別人一味地對他阿諛奉承，看他的臉色行事，那樣的話，他便聽不到真實的意見了。我這個人是直性子，說話、做事快人快語，決不善觀氣色、見風使舵，而是講老實話。

　　這時，周恩來洗完了手，朝衛生間門口走去，我心想，這一回把事情辦糟了。但見他走得比平時慢，好像願意繼續聽我說下去的樣子。我便接著說：「我們已請幾位專家討論過了，大家認為有五種可能性：第一、血管硬化；第二、泌尿系統結石；第三、泌尿系統感染……」

　　「你不要第一、第二的跟我兜圈子嘛！有話就直截了當說出來。我看，你們最不放心的是怕我長腫瘤吧？嗯？」周恩來有點不耐煩了，打斷了我的話。其實，他這樣說倒是一矢中的，切中要害，把問題點破了。

　　看來，問題已經說開了，我也就大著膽子試探著繼續往下解釋：「總理，在各種腫瘤中，膀胱癌的惡性程度是最低的，只要治療得早，大多數可以根治。根據國內外的經驗和統計資料表明，膀胱癌的預後情況是這樣的：大約有三分之一的病人可以根治；另外三分之一病人則會反復發作反復地治療；其餘三分之一病人的後果是……」

　　「最後那三分之一的病人就是死亡，對嗎？」從表面看來，周恩來似乎心不在焉，沒有仔細聽我「宣講」什麼學術論文似的。其實，他聽得很仔細，他未等我講完，便直截了當地說。

　　我想，他大概認為一個人只要患了癌症，治癒的希望是非常渺茫的；況且，在「文革」期間，他曾親自過問的多位患惡性腫瘤的中央領導人，都是久拖不治痛苦地離開了人間。若是按照醫生的意見，把我周恩來弄進醫院裡去七查八查的折騰，且不說是否能把毛病查出來，即使查出來也是惡性腫瘤，從根本上說，亦沒有好的治療辦法，而身體則可能徹底搞垮了。那樣，自己吃了苦頭還不算，又會誤了許多工作，所以他才那樣心不在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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