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的最後十年(26)

二六

　　周恩來一回到西花廳，那張長條型會議桌上的「海拔」永遠不會降低的「小山包」，總是等著他去批閱處理。周總理批閱文件絕對是細緻認真。僅我所見周恩來批閱有關衛生工作的一些文件、領導人的病情報告等，文件上滿紙都有他紅藍鉛筆的劃杠、圈點與批註，更不要說其他重要文件了。周恩來就是這樣度過了無數個日日夜夜。

　　秘書們說，凡是機要部門送到周恩來辦公室（「文革」期間改稱「總理值班室」）來的文件，只要封面上寫有「周總理親啟」字樣的文件，秘書一律不得拆封，必須交周恩來親自啟封處理。他閱讀與處理完那些「親啟件」後，親筆在信封上寫「退XX同志」，並親自將文件封好。諸如此類的事情，有些領導人則授權給秘書，他們可以打開並閱讀這類「親啟件」，起碼能幫助首長「過濾」一下這類「親啟件」，看看是否一定要首長親自處理，那樣起碼可以節約時間，亦少消耗一些精力。但周恩來不許這樣做，諒必有他的道理，決非我輩能理解得了，亦非他不信任身邊工作人員。

　　在周恩來身邊工作期間，我明白自己只是個保健醫生，不是機要工作人員，職責明確、絕不含糊，對上級領導有關「三不」的紀律教導時刻銘記心頭。

　　但是，有時也會遇到這樣一些尷尬的情景：比如當周恩來在辦公室按電鈴招呼人時，恰好身邊其他人員臨時忙別的事情去了，我在值班室聽到鈴聲不得不權充「替補隊員」立刻進辦公室應召。

　　進房間後，我有意站在同辦公桌稍稍保持一點距離的地方，避免能看清桌上那些標有「機密」、「保密」、「絕密」和「親啟」字樣的信封與其他已經啟封的「紅頭文件」。這裡畢竟是機要重地，所有文件我都不該知道。我為的是「火燭小心」，怕的是萬一丟失了文件、暫時找不到某一個文件，或者是「泄了密」，我很可能首先成為「嫌疑分子」。

　　「你站這麼遠幹什麼，想避嫌啊？你在我這裡工作，我是信任你的嘛！」周恩來一見我這副「模樣」早看穿了我的心思，他用和緩而略帶批評的語氣說。

　　有時，周恩來在辦公室裡向我交辦工作，此時恰好電話鈴聲響了，或者是總理臨時叫秘書進來交代工作，每遇這種情形，我趕緊離開辦公室。

　　「哎，你的事情還沒有完嘛，不要忙著走開，我有不能讓你知道的事情，會叫你離開的。」總理表示理解地說。我只好站在原地待命，你不想聽也得聽。

　　是啊，周恩來一看就透，說話一針見血。周總理和鄧大姐確是信任我，否則也不會同意我到西花廳來工作。可是，我必須時刻保持清醒的頭腦，明確自己的職責始終只是保健醫生而不是別的，切不能因總理對自己的信任，我就在辦公室裡隨便起來，鬆懈了「保密紀律」。周恩來的辦公室無疑是機要重地，連鄧穎超都沒有一把辦公室門鎖的鑰匙嘛：我怎麼能隨便靠近辦公桌，任意掃描堆放在桌上的那些標題醒目的「紅頭文件」呢？

　　同樣，我認為能夠將電話直接打給周總理的，肯定不是小人物，也不是小事情，決不是一般家庭電話，老朋友間「道安」或閒聊家常。所以，儘管總理有過多次交代，但我決不會忘乎所以，以後再遇到同樣的情形，我寧願挨他的「訓斥」，也不敢大大咧咧、滿不在乎地呆在那兒聽他跟人通電話。

　　我依舊每每遇到類似情形，照舊馬上離開辦公室。周恩來的工作那麼忙，事情千頭萬緒，萬一他一忙乎卻忘了這檔子事兒——他身邊還有我這麼個人「戳」在那兒，他同別人通電話的機密內容，一不留神就讓我聽見了。他可以對此並不介意，可我就不該這樣做了。自然，在中央領導人身邊工作的人都要靠自己動腦筋，靈活處理現場情況。周恩來在辦公室裡通電話，我任何時候都應當回避，除非總理吩咐要我呆在那兒。

　　我不能為這些小事情每次都要等總理髮了話，我才走開啊。我是組織上委派來照顧周恩來的，不是來給他添麻煩的。我應該對黨負責，也對自己負責，頂多挨他幾句「訓」就是了。何況，鄧大姐在我初來西花廳時就交代明白：「恩來的工作太忙，他的脾氣急，有時他說你幾句，你也別往心裡去……」我的言行應當符合她的要求。

　　不過，請大家千萬不要對此產生絲毫誤解，以為在周恩來身邊工作的人成天戰戰兢兢的樣子，那豈不成了人們常說的「伴君如伴虎」了嗎？其實，我這兒僅僅是說自己在初到西花廳工作時遇到的那種「特別情況」之下的心理狀態及處事方式而已。

　　一個初來乍到，不瞭解黨中央高層領導人的政治生活，不太熟悉西花廳情況和處事「規矩」的我，會遇事緊張，小心謹慎也是很自然的心態。這或許是自己神經過敏吧？那些在西花廳工作有了年頭的「老資格」們決不會像我那個樣子。不然，天天事事處處大家都那樣緊張、疑神疑鬼，還叫人怎麼活啊？！

　　「你不要這個樣子嘛，把我也搞得緊張了。」對此，周恩來曾這樣說過我。

　　在以後漫長的歲月裡，為適應西花廳的工作環境，我漸漸改進工作方法，再有老大姐和周總理值班室老同志的幫助，處事「穩重」了一些，不再那樣自己緊張、讓周恩來看著也緊張，工作亦比較順利一些。不然，你能在西花廳呆十年嗎？

　　「文革」初期的一天上午，周恩來同平常一樣，起床後到衛生間洗漱，警衛人員去忙於準備早點等事，我隨侍在側。

　　「昨兒夜裡睡好了嗎？中午不出去了吧？」鄧穎超關切地問周恩來。

　　「……」周恩來沒有吭聲。

　　其實，鄧穎超由值班人員工作記錄本上早已瞭解這些生活情形，她也從秘書那裡知道當天的工作安排。

　　「我已讓老桂（廚師）給你準備了蟲草燉鴨子，我們好久沒有在一起吃一頓飯了，今天一起吃頓午飯吧。人家說『少年夫妻老來伴』，我跟你呀，連個說話的機會都沒有……」沒等鄧大姐往下說完，周恩來有點不耐煩了。

　　「哎呀，你在說些什麼啊？我們中午一起吃飯就是了。」話音剛落，恰好秘書敲門進來向周總理報告工作，我隨鄧大姐離開衛生間。這時，鄧穎超在剛進衛生間時臉上的笑容消失了，不高興地回自己房間去了。

　　當時，我在一旁看到這種情形，心裡同情鄧大姐，有點埋怨周總理，鄧大姐誠心誠意一大早到衛生間來向他「問早安」。她希望老倆口見了面能在一起好好呆一會兒，說說話，一起吃頓午飯。她想營造那種溫馨的家庭氣氛，才沒話找話的說了這麼幾句極平常的玩笑話。

　　周恩來成天忙於工作，白天常去國務院、大會堂、京西賓館或釣魚臺等處開會，參加外事活動或是找人談話，很少在家裡辦公。他起床後只要一離開西花廳，大多在後半夜，甚至第二天天亮才回家。大多數情況是，周息來忙碌了一天從外面回到西花廳已是深更半夜，鄧穎超已經睡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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