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的最後十年(7)

七

　　「文革」初期，中南海也著實熱鬧過一陣子。那場動亂一開始，只見「紅衛兵」與造反派衝擊學校、文化機關，特別是衝擊文藝團體、軍事院校、黨政機關。後來，形勢不斷地惡化，「紅衛兵」、造反派勁頭足胃口大，動亂的勢頭逐漸擴展到工廠，影響工廠妨礙生產；衝擊到機關，則使正常工作受到嚴重干擾。為了穩住中南海內部不致被波及，使黨中央領導機關有一個稍為安靜的工作環境，故中央三令五申：中南海、人民大會堂和釣魚臺不許搞「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

　　但是，中南海裡的人也不是生活在「真空」當中。再說，「中央文革小組」的重要成員之一戚本禹，就是黨中央辦公廳的工作人員，其時名聲顯赫，氣焰十分囂張。外部社會的各種思潮衝擊著中南海，裡邊有一小部分人抵擋不住這種衝擊力。同時，他們也出於種種原因，最起碼是不願當「臭老保」（保守派）。他們也要起來「革命」，一腔「革命」的熱血沸騰起來了。

　　因為「文革」動亂一開始時的口號就是「革命無罪，造反有理」，一些人開始寫大字報。自然，他們最保險的做法是，把矛頭首先指向「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與鄧小平。這是「革命鬥爭大方向」，誰也無法反對或提出任何異議。你若貼出這一類大字報之後，沒有人來責難你，上頭亦沒有人出來干預。這便可證明自己的行動是「革命」的，因而是正確的，合法的。然後，再將鬥爭矛頭指向其他人。於是乎，不幾天就貼出了朱德是「黑司令」、「火燒××」等一批大字報。

　　後來，這些人的頭腦開始膨脹起來、不顧上面「三令五申」不許在中南海裡面成立「戰鬥隊」等造反組織的禁令。他們照樣成立戰鬥小組、戰鬥隊等「革命造反組織」，並採取一系列「旗幟鮮明的革命行動」。他們本是中南海裡的人，熟悉「海裡」的情況。他們組織批鬥「最大的走資派」和夫人們，可說是有著得天獨厚的方便條件。但他們錯了。他們違反了禁令，竟敢在禁區裡鼓噪，鬧騰。周恩來聞訊，怕事態擴大不好收拾。他只得以「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名義很快採取必要的措施，並做了大量耐心細緻的說服教育工作，採取了一定的組織措施，方在較短的時間裡制止了事態的發展。

　　他下令解散那些「非法組織」，中南海內的這股力量被迅速地扼制住，沒有發展起來，最後便漸漸銷聲匿跡了。

　　內部的造反派被遏制住了，而外面的「紅衛兵」運動發展勢頭正方興未艾，一浪高過一浪，高潮迭起。

　　1966年「八·一八」，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首次接見「紅衛兵」以後，於8月31日第二次接見「紅衛兵」時，他老人家明確地表示支持「紅衛兵」的全國大串聯行動。

　　消息見報後，全國各大中城市學校的「紅衛兵」自然興奮若狂，真像開了鍋一樣。因為上面規定學生們串聯時的吃、住、行一切免費；學校宣佈停課鬧革命，學生們不僅沒有了考試之「憂」，而且可到全國各地參觀遊覽，這樣的好事何樂而不為呢？

　　於是，離北京近且交通方便的那些城市率先帶隊如潮水般湧入首都，每天多至幾萬人，高峰時，每天進出北京的「紅衛兵」數量達到150萬至170萬人之多！

　　那時我正在周總理處工作，全國鐵路交通運輸情況十分緊張，簡直是「亂」了套，各地鐵路交通部門不斷向總理值班室告急。「紅衛兵」大串聯使北京各大中小學的教室、禮堂、飯廳，甚至車站、碼頭及廣場等地都擠滿了學生。是年秋末冬初，南方來京串聯的青年學生，身上衣著單薄，不適應北方的季節氣候，加之旅途勞頓，飲食不周等因素，引起呼吸道與腸胃道傳染病流行；北京各醫院凡是能呆人的地方……包括走廊上都躺滿了病人。

　　這年冬天，鐵道部長呂正操「失蹤」了好幾天……他被造反派揪走後藏了起來。周恩來一時弄不清是哪一派揪走了呂部長？究竟被扣押在何處？是否安全……周恩來既著急又擔心。過了兩天，在一個寒風凜冽的深夜裡，呂正操終於來到了西花廳。記得1965年冬，呂部長作為三線建設副總指揮隨鄧小平一起，由北京出發前往雲、貴、川視察三線建設工程。當時，他看上去還算是個中年，身體健壯，精力充沛。僅僅時隔一年不見，他可瘦多了。此時我看到的是，他長長的鬍子茬，一副疲憊不堪，似有好幾天沒有睡覺的樣子，大概是造反派把他折磨得夠嗆。

　　呂正操到總理這兒倒是蠻隨便的……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我也不知道什麼原因，他來的時候正好是總理家的水果青黃不接之時。並非我們隨員小氣不肯拿水果招待他，以茶水和水果待客是周恩來家服務人員起碼要做的事情。那天夜裡，我們給總理留下一個僅有的大橘子，洗淨後擱在一個碟子裡放進玻璃櫥，準備在後半夜給總理吃。

　　呂正操來到我們工作人員值班室，進門後靠放電話機的二展櫃旁坐了下來，他一眼便看見了玻璃櫥內那個大橘子。

　　他倒好，毫不客氣他說：「我也造總理一個反！」他說著話，站起身來自己拉開櫥門拿著橘子剝皮就吃。

　　哎，我心想，真有你的，呂部長，你一點也不客氣！真跟到自己家裡一樣啊。他剛好吃完橘子，總理就把他叫進辦公室去談鐵路交通中斷等事兒去了。毛澤東請來了那麼一大批客人，北京市前後接待了一千一百多萬「紅衛兵」。這個龐大的數字造成鐵路、交通、車站、碼頭擁擠堵塞，不堪重負。鐵道部與交通運輸部門叫苦不迭，即使放下所有其他的運輸任務，亦難完成這個巨大的超負荷運輸任務。於是，各地方交通運輸部門與鐵道部紛紛向國務院告急，情況匯總到西花廳，把難題交給周恩來處理，而周總理又怎麼辦呢……

　　「一月風暴」後的夏季開始，北京成立了所謂的「揪劉火線」——中南海四周插滿了標誌各造反派組織的紅旗，數十萬人在這裡安營紮寨，把黨中央辦公重地圍個水泄不通；口號聲、呼喊聲、歌聲與鑼鼓聲日夜喧囂鬧騰。

　　西花廳的位置緊挨著中南海西北角圍牆內，周恩來一天勞碌了十多個小時，眼看天亮前正要進臥室去休息，也該是造反派們掀起白天上午的第一個高潮，就是叫你周恩來沒法睡覺；或許這也是「中央文革」整周公的一種手段吧？

　　我進中南海服務的第一個保健對象是共產黨的元老董必武。實在是太幸運了，儘管在董老身邊的時間不長，但留在我記憶中的印象至今仍十分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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