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的最後十年(5)

五

　　1958年暑期，我們結束了醫院裡的實習課程回到學校等待畢業分配。同學們對於剛剛經歷過的1957年夏季「反右派」運動心中還是記憶猶新。畢業分配時正值「大躍進」高潮，社會上政治氣氛濃濃的，學校領導號召應屆畢業生服從分配，到邊疆去、到農村去、到最艱苦的地方去、到祖國社會主義建設最需要的地方去。上醫同學中大多是上海人，或家鄉在江浙地區中小城市，學校擔心同學不願離開上海，統一分配工作有一定難度，故一再強調党團員要帶頭服從分配，貼大字報表決心，主動請求到祖國最艱苦的地方去鍛煉。但嚮往留校當助教、到上海大醫院或科研單位等條件優越的部門去工作，是很自然的，我也一樣。

　　我們這些調幹學生平素在學校的各方面表現都是比較像點樣子的，無論是關心和參加各項社會活動，農忙季節大學生下鄉勞動、到農村去參加血吸蟲病防治工作，以及參加「勞衛制」體育鍛煉等都起到了表率作用。但是，服從國家統一分配，要求到邊疆、農村與最艱苦的地方去工作，這是一個極為關鍵的考驗。

　　50年代是國家高度集中統一的時代。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大學生的培養與分配同樣是有計劃按比例的，並且是一次分配幾乎決定了終身的前途和命運。當時，我考慮到自己是孤兒出身、轉業軍人，人民培養我成長，我是共產黨員，又是學校黨團幹部與骨幹，沒有理由不響應上級號召，在服從統一分配工作問題上必須作出榜樣，不能考慮個人利益太多，不能退縮。我歷來認為一個人的行為要表裡一致，說的和做的必須是一個樣子，心口如一，叫人口服心服。在面臨這樣一個關鍵時刻，群眾看党團員，党團員看幹部。因此，我帶頭簽名貼出大字報表態：響應黨的號召，堅決服從國家統一分配，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就這樣，我從上一醫畢業便告別母校到河北省中醫學院報到。

　　大學畢業時，正趕上「大躍進、人民公社、大煉鋼鐵」年月。先後來河北省中醫學院報到的大學生有二十多名，共產黨員只有我一個。單位領導指定我為「負責人」、「小組長」，這些自然不是什麼「官銜」。

　　從秋天很快到了隆冬季節。我們這些人當中大多是「三門幹部」（由家庭、學校到機關），有的從未離開過家庭和父母，沒有吃過什麼苦，獨立生活能力差。

　　北國的冬天真是千里冰封，刺骨寒風，吃的是粗糧多，如小米或玉米麵窩窩頭，大米與白麵少；大白菜成為當家菜，肉食很少，更見不到魚蝦。我們白天夜裡拉小車運鐵礦石，用大小鐵錘砸碎礦石送進土高爐內「煉鋼」，每天勞動到深夜，可說是風餐露宿與勞動人民跌打滾爬在一起；那些缺乏勞動鍛煉基礎的「資產階級小姐、少爺」們十多個小時幹下來，腰酸腿疼幾乎直不起脊粱骨，其艱苦情形可想而知。但辛苦的結果是煉出來一塊塊大小不等、樣子難看的廢鐵疙瘩。此時，難免聽到人們滿腹牢騷，怪話連篇，他們都不把我當「外人」，心裡有話說在當面，有意見就提。

　　在大學時期，政治老師給同學講形勢時曾說我們中國缺醫少藥，不僅農村，即使在城市裡高等醫學院校畢業的醫生也不多。所以，醫大畢業的學生，應當去看病，不該學非所用，每天在此煉出一大堆廢鐵疙瘩，浪費我們的青春年華。以實事求是的觀點來看待問題，他們說的是事實、有道理，我憑什麼去批評他們、指責別人？我也是吃五穀雜糧，心裡邊想的同他們是一樣的。不過，我是黨員，我要比他們克制一點自己的言行。在這種情形下，我只得用一些無關緊要的言詞去跟他們打岔，免得他們說得太過頭而引火燒身，惹來麻煩。

　　在經歷了學習中醫、下鄉勞動和巡迴醫療隊等生活兩年零八個月後，北京醫院通過衛生部同河北省委商調我到北京醫院工作，使我能同家人團聚，感到很高興。

　　北京醫院是直屬中央衛生部領導的一所高級幹部醫院，可以說是黨中央領導人保健醫生的「搖籃」。老一輩中央領導人的保健醫生大多數在這裡受過薰陶。以前，北京醫院的院長由衛生部副部長兼任，著名戰傷外科專家崔義田副部長曾長期擔任院長，醫院副院長大多兼任衛生部保健局副局長職務；醫院專家陣容強大，設備先進齊全。如醫院有聞名於世的血液病專家鄧家棟、胸外科專家計蘇華和心臟內科專家吳潔等，他們早年留學美國名牌大學醫學院，學成回來報效祖國。這正說明黨中央對北京醫院的重視。

　　歷年分配到北京醫院的大學畢業生都在這裡接受上級醫生嚴格的指導，培養良好的醫風，高尚的醫德，精湛的醫術，學習隨國家領導人出國訪問應注意的外交禮節等方面的知識，使他們日後到中央領導人身邊工作時具備較高的素質。

　　北京醫院位於北京市東交民巷，是個鬧中取靜之處：解放前，東交民巷曾經是一個外國佬享有特權的地方，是舊使館區。北京醫院前身是德國人創辦的一所私立醫院，它服務於達官顯要、軍閥和資本家，是有錢人的天堂，他們在這裡看病、吸毒和解毒。它也是權貴們的政治避風港。

　　解放後，人民政府派軍代表接管了北京醫院，將它逐步改造成幹部醫院。在全面學習蘇聯、向蘇聯一邊倒的年代，請蘇聯專家到醫院指導工作。60年代，中蘇關係破裂、蘇聯專家撤走，醫院開始了自立自強自建的歷程。

　　我進北京醫院的時候，它還只有一座深灰色三層德國洋樓及東樓，人們慣稱它為紅樓。歷經三十六年滄桑後，尤其是隨著改革開放時代的到來，如今的北京醫院早已舊貌換新顏。原先那些舊式小洋樓均已蕩然無存、拔地而起的門診樓、住院樓、幹部病房及輔助建築等高大樓群佈滿了整個院落。

　　北京醫院不僅外貌發生了巨大變化，內部設施和設備亦都更新換代，管理措施及各項制度建設亦符合時代潮流與改革開放同步進入現代化。

　　醫院的人事變遷就更大了。如今，像我這樣的北京醫院老人到了醫院還真有點像劉姥姥進了大觀園、走進大樓東南西北難辨，想找的科室與人不易找到，並且關卡重重此路不通。由於生人多熟人少幾乎是逢人即被攔、被擋，往往弄得寸步難行，聽來好像是笑話，其實也是好事。時代大大進步了，事物都在新陳代謝。我依舊為我曾工作過的「母院」向前發展而驕傲。這，當然是後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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