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的最後十年(1)

一

　　引子

　　我初到周恩來身邊時，年近古稀的周恩來仍然是人們印象中的瀟灑、精力過人的東方式政治家風範。

　　然而，在那瘋狂的十年中，作為國家總理的周恩來扮演了一個「救火隊長」的角色。全國幾億人被無端地捲進了這場莫名其妙的「大革命」之中，整個國家變成了一個大火藥桶、大戰場，經歷著大災難，幾乎沒有一個家庭能夠倖免。

　　「十萬火急」的電報每天像雪片似地飛進總理值班室：請求總理制止武鬥、恢復交通、釋放被抓走的人，還有抗災救災……

　　周恩來原先的那些副手們，打倒的打倒、靠邊的靠邊，或徒有其位並無其權。於是，周恩來什麼事情都得管，事必躬親。

　　後人評說「文革」中的周恩來是苦撐危局，終於累垮、病倒、直至心臟停止了跳動。事實確是如此。

　　不僅如此，周恩來還要提防和抵擋那些超級「左派」們的明槍暗箭。

　　「文革」動亂初期，周恩來也同劉少奇、鄧小平等人一樣屬「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左」派們想方設法要整垮他，一時整不倒他，便鼓動那些不是有野心便是無知的造反派同周恩來日夜糾纏，以至周恩來首次發作心臟病。「左」派們又提出所謂「新文革」與「舊政府」、「中國最大的保皇派」、「ｘｘ派的黑後臺」等等，繼續把矛頭指向周恩來。

　　「九一三」事件後，周恩來抓住時機，解放幹部，恢復生產，力圖使滿目瘡痍的國家稍稍得以喘息。可緊接著進行的「批林」加上「批孔批周公」、「評法反儒」，並暗示中國有「最大的儒」和「投降派」，而此時操勞過度的周恩來已身染重屙。

　　可以說，周恩來同「文革」這一場全中國人民的歷史性悲劇苦苦鏖戰了十年。他畢竟也是血肉之軀，並非鋼筋鐵骨。他的身心受到了極大摧殘，終於臥病不起。他在癌症的折磨中，耗盡了最後一點精力，告別了人間。

　　1996年1月，為紀念周恩來逝世20周年，北京電視臺播放了16集歷史紀實片《偉人周恩來》。3月，有線台又播出了《周恩來與文藝》。這兩部片子，全部採用實地拍攝，不用正式演員。那些曾在周恩來身邊工作多年的秘書、警衛、醫護人員，那些親切關懷中國文學藝術的扛鼎人物，提及周恩來的關懷，無不一個個聲淚俱下。

　　毫不誇張他說，二十多年過去了，人們對周恩來的那份感情仍像昨天一樣。同樣可以說，不管你在那個年代初期曾否參加過這派那派，持有過什麼觀點，後來在周恩來這個莊嚴與親切的名字面前，大家都有了共同的語言。這也是「四人幫」為什麼成為全民公敵的重要原因。

　　在那十年中，我沒有發現周恩來的頭腦裡有什麼節假、休息，或是外出度假這類概念。我所見到的他，只知道工作，工作，再工作，直到最後……

　　每年除了像春節那樣重要的節日與少數「照顧」休息日，或是我病倒之外，作為周恩來的保健醫生，我可說是陪同他度過了那漫長難熬的歲月。

　　周恩來的許多活動場合，我是不能在場的，也是紀律所不允許的。我們中南海的工作人員都有這種自覺性：不該去的不去、不該聽的不聽、不該問的不問。不過，有時我會中間進去給周恩來送藥，那也只是半分鐘、一兩分鐘，只見到一些跡象，只聽到片言隻語而已。

　　因此，我不可能寫出一個政治家的周恩來、外交家的周恩來與軍事家的周恩來。我只能從周恩來的日常生活起居，他的健康狀況，以及我所見到的他的喜怒哀樂，試圖寫出一個普通公僕的周恩來。如果涉及到了他的重大活動，那也只是我的匆匆一瞥。而且說實話，我在十年中見到的周恩來，主要是沉重、痛苦和憂憤的一面，很少見到他輕鬆愉快的時候。那是國家動盪、混亂、災難深重的十年，充滿苦澀的十年；因而，我的筆下寫不出多少陽光燦爛、歡聲笑語及美麗如畫的景象。

　　我想，可以告慰周總理的是，當年他抱病出席四屆人大開幕式，向世人宣佈中國將要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如今這一目標已像群山之巔噴薄欲出的太陽，大海之上清晰可見的桅杆，已實實在在地向苦難深重的中國人民招手了。

　　還可以告慰周總理的是，正是他認為「你比我強得多」的鄧小平擔當起了中國現代化總設計師的重任，提出了完整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理論，並使全國人民團結在以新一代領導人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將一個舉世公認的穩定、繁榮、迅速發展的偉大祖國驕傲地帶進21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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