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傳(192)_學達書庫

一九二

　　之後，我來到朱德同志的家中。一見面，他便親切地詢問我的身體和安全情況。說心裡話，在當時那種處境下，聽到他老人家的一番問候，我不禁熱淚盈眶，緊緊握住他的手，不知該說什麼是好。『今天請你來，我們隨便淡談心。』朱德同志微笑著說。我更加感動。

　　落座後，我把自己心中的疑慮一古腦兒地倒了出來。我向朱德同志敘述了江蘇十文革』運動的情況後，又談了自己對『文革』的看法。我說：『主席提出要抓革命、促生產，可是現在是專抓革命，不抓生產，田裡的稻穀沒人收，工廠停工不生產，這樣下去怎麼行呢？』朱德同志要我向主席反映江蘇的情況。我說去年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時，我就向主席提到這個問題。接著，朱德同志嚴肅地說：『停產鬧革命並不是主席的意見，也不是中央的意見，是造反派要這樣搞，而且他們整人也整得很厲害。』他又說：『渭清同志啊，你要能忍耐。忍得一時之氣，免得百日之憂，不忍不耐，小事成大啊！』他老人家一番語重心長的教誨啟發了我。我想，他作為黨和國家的領導人，也受到造反派的攻擊，而他卻十分坦然，使我不禁肅然起敬。

　　談話後，已近午時，朱德同志留我吃飯。這時，我不免擔心地問：我是江蘇『最大的走資派』，會不會牽連到您？『你這樣老的同志，我是瞭解的，吃頓飯就會受牽連嗎？』他開心地笑著說。我心中充滿著感激之情，可還是猶豫不決。康克清同志在一旁說：『老總啊，你決定吧。』朱德同志斬釘截鐵地說：『沒關係，他是主席、總理用專機接來的，怕什麼？』我聽了他老人家的話，心裡踏實了許多，也很感激他對我的關心。」

　　可是，局勢還在繼續惡化。就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後，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政治局和軍委的領導人，在不同的會議上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作法提出了強烈的批評，但被誣為「二月逆流」而受到壓制和打擊。朱德沒有參加這幾次會議。但從此以後直到黨的九大的召開，中央政治局的會議不再舉行，中央文革小組實際上取代了政治局的職權。朱德的文件被停發了，他的保健醫生被調離，他的行動也受到各種限制。只是由於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談到朱德時表示：我要保他。他才沒有遭到殘酷的人身迫害。

　　這年五月以後，在中央文革小組煽動下，許多地方相繼發生大規模武鬥，公檢法機關以及軍事機關遭到衝擊，銀行、倉庫、機要檔案部門遭到搶劫，鐵路交通遭到破壞，違法事件不斷發生，整個社會處在大動亂中。康克清回憶說：「朱老總聽到有些地方武鬥很凶，甚至有的部隊也參加了武鬥的消息後，很痛心。他說，『用這種狂轟濫炸的方式解決矛盾，怎麼行呢？」他的秘書在談到當時情況時說：「這一段時間，朱總一直很沉悶，他想去找主席談談，可是，得到的答覆是，主席很忙，沒有時間。有一次，朱總要我陪他去找總理，可到了總理門前，他又猶豫了，最終還是沒有進去。」一九六七年，對於朱德說來，是在十分艱難的處境中度過的。有些人不敢再接近他。個別曾在他那裡工作的人甚至寫大字報和揭發材料來批判他。

　　他的夫人康克清被婦聯的造反派弄去遊街、批鬥。他的子女被禁止進入中南海、他的兒媳趙力平回憶說：「這時，中南海已不讓我們進去了。一次，我們到北京，是媽媽（康克清）從婦聯來接我們，然後在前門外的一家飯館裡一邊吃飯，一邊交談。當時，我看到這種情況，心裡很難過。」然而，林彪、江青等沒有就此罷手。在黨的九大召開之前，他們更加緊了打擊迫害一批党和國家領導人的活動。

　　一九六八年七月，康生將他分類的黨的第八屆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的名單送給江青。名單中，劉少奇、鄧小平等八十九人被列為「特務」、「叛徒」、「裡通外國分子」、「反黨分子」；朱德、陳雲等二十九人被列為「有錯誤的或歷史上需考查的」；此外，還有「靠邊站的」七人，有病的三人和去世的二十八人，只餘下三十七人（名單中漏了林楓和黃克誠）。前兩項占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總數的百分之六十一。

　　同月，公安部長謝富治按照江青、康生的要求，抽調七百多人在公安部清查歷史檔案。他對參加的工作人員說：「清檔是從檔案中查黨內最大的一小撮死不改悔的走資派的反革命罪行。」不久，康生在謝富治送審的報告上批道：「從現在清查出的材料，已經看出問題的嚴重，我想進一步清查，還會發現更多更大的內奸們的陰謀罪行。」他們先後整理出誣陷朱德等十四位党和國家領導人以及四十四位中央和地方黨政軍負責人的材料四百餘件，製造出一起起假案、錯案。

　　這年十月十三日至三十一日在北京召開八屆十二中全會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八屆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只有五十九人。朱德參加了這次會議。

　　當一些人在會上猛烈攻擊所謂「二月逆流」問題時，朱德在小組會上依舊坦然地說：「一切問題都要弄清，怎麼處理，主席有一整套政策，批評從嚴，處理按主席路線。譚震林，還有這些老帥，是否真正反毛主席？」他的發言不時被吳法憲、張春橋等人打斷。他們攻擊朱德「一貫反對毛主席」、「有野心，想黃袍加身」。謝富治在十月十七日的小組會上說：「朱德同志從井岡山第一天起就反對毛主席。」「陳毅同志是朱德同志的參謀長。這些人都該受批判。」「劉鄧、朱德、陳雲都是搞修正主義，『二月逆流』這些人不死心，還要為他們服務！」面對這種極不正常的氣氛，八十二歲的朱德始終泰然處之。正如蕭克後來評價的那樣：「在黨內生活不正常的情況下，他也作過檢討，只從自己主觀上找原因，不用浮誇言辭嘩眾取寵……他的度量之大，胸襟之寬廣，無不令人欽佩。」他在全會結束以後，用了近半月的時間，把自己從一九五〇年至一九六六年的三百八十件講話稿、文章重新認真地翻閱了一遍，檢查自己的言行。

　　從八屆十二中全會結束到九大召開的五個月間，林彪、江青、康生一夥繼續加緊對朱德等的攻擊和誣陷。十一年後，吳法憲、邱會作等被押上法庭時，在事實面前，承認他們所講的話「沒有根據，都是捏造的，就是為了突出林彪」，「完全是跟著林彪搖旗呐喊。」在他們製造的種種冤假錯案中，所謂「中國（馬列）共產黨案」就是其中最駭人聽聞的案件之一。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實習研究員周慈敖在辦案人員的誘逼下，誣供朱德、董必武、葉劍英、李先念、李富春、陳毅、賀龍、劉伯承、徐向前、聶榮臻、譚震林、餘秋裡等幾十位中央及地方領導人組織了一個「中國（馬列）共產黨」，說朱德是「偽中央書記」，陳毅是「偽中央副書記兼國防部長」，李富春是「當總理的角色」，常委有陳毅、李富春、徐向前、葉劍英、賀龍等九人，委員有王震、蕭華、伍修權等十六人。並且成立了「中共（馬列）起義行動委員會」，「各系統都有他們的人」。還說朱德等簽署了一份給蔣介石的電報，希望蔣配合「制止危險局勢的發展」，等等。這樣一份荒誕離奇的供詞，卻引起謝富治的極大興趣，他看到彙報後說：「情況很重要，不能不信，不能全信，要是准的諸就是個大成績。」直到黨的九大以後，謝富治仍對辦案人員說：「有的目前找不到證據，下決心鬥爭，案犯口供也算數。」在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至二十四日召開的九大上，儘管林彪、江青一夥百般阻撓，由於毛澤東的表態，朱德等還是被選入中央委員會。在九屆一中全會上，朱德繼續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就在九大開幕前夕，發生了蘇聯軍隊多次侵入我國黑龍江省珍寶島地區的邊境武裝衝突事件。當時對發生戰爭的危險性作了過分的估計，在九大後開始全國性的備戰工作，並決定：十月二十日前，將在京的老同志疏散到各地。董必武、朱德、李富春等去廣州；陳雲去南昌；陳毅去開封；聶榮臻去邯鄲（後去鄭州）；徐向前去石家莊；葉劍英去長沙……十月十八日，總參謀長黃永勝緊急傳達林彪的「第一個號令」，全軍進入緊急戰備狀態。康克清回憶說：「戰備手令下達後，朱總對我說，現在毫無戰爭跡象，戰爭不是憑空就能打起來的，打仗之前會有很多預兆，不是小孩打架，現在看不到這種預兆、跡象。」十月二十日中午，朱德和董必武、李富春、滕代遠、張鼎丞、張雲逸、陳奇涵及家屬分乘兩架飛機抵達廣州白雲機常隨後，住進廣州郊區的從化溫泉賓館，在這裡居住了九個月。

　　在廣東的這些日子裡，朱德的生活雖然清靜，卻受到種種限制和冷遇。

　　平時只能在劃定的區域內活動，離開賓館需要經過廣州軍區主管領導批准，連去一次廣州市區都不容易，更不要說到工廠、農村去看看。廣州軍區司令員丁盛還多次在會議上攻擊朱德「是一個老軍閥」，「從井岡山起，就是反對毛主席的」。

　　一九七〇年七月，朱德接到通知：準備參加在江西廬山召開的九屆二中全會。他離開廣東返回北京，住進西郊萬壽路的「新六所」，沒有回到他居住了二十年的中南海。

　　八月二十三日至九月六日，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在廬山舉行。會上，林彪一夥發動突然襲擊，準備奪取更多權力。八月三十一日，毛澤東寫了《我的一點意見》，嚴厲批評在這次突然襲擊中打頭陣的陳伯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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