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傳(182)_學達書庫

一八二

　　他在一九五七年四月所寫《外出視察的報告》中談到對外貿易問題時說：「無論是為了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或是為了加強國際交往，我國的進出口貿易必須大大地加強和發展。要擴大出口，必須手頭上有一大批東西。」

　　「解決的辦法，只有從發展生產、適當節約消費、尋找代用品等方面著手，以便儘量擠出東西來出口。」「這樣，我們就能換回大批的進口物資，我國的建設速度就能加快，政治和外交影響也會更加擴大。」一九五七年五月和十二月，外貿部門先後召開了兩次全國外貿局長會議，討論如何發展我國的對外貿易問題。朱德兩次都到會講話，闡述對外貿易的意義、方針和政策。他還提出：在發展對外貿易方面，我們既「要學習外國的經驗，也要吸收過去我國商人的某些經驗，要注意瞭解國外的生產和供需情況。」朱德認為，我國現行的外貿管理體制太死，影響外貿事業的發展，必須進行調整。一九五七年五月九日，他在視察東北後提出：「如果能在國家統一計劃下，把一部分出口任務包給地方，允許他們根據出口需要，直接向相鄰省份組織某些貨源，就會便於更好地因地制宜和因時制宜。這是一個有關體制問題，我認為在研究體制問題時，應該加以注意。」

　　一九五八年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廣西南寧召開擴大會議。十日，朱德在會上作了長篇發言。他說：要繼續注意調整某些農副產品的收購價格，調整過分懸殊的購銷差價和地區間的差價，認真做好城鄉物資交流工作。他在發言中，又一次談到發展對外貿易問題，更加系統地闡述他對發展國際經濟交往的思想，尖銳地批評「民族閉關自守」、「民族孤立發展經濟」的錯誤觀點，認為這是不符合加強國際經濟聯繫的客觀規律和當前國際有利形勢的。他說：「我主張使對外貿易有更大發展的主要出發點是，利用國際上的有利條件和形勢，來加速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為了更快地發展出口貿易，首先就要打破以為我們在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上應當實行『閉關自守』的錯誤想法。」「在實際行動上，就是單純地追求各方面的在一國範圍內的自給自足。」「我們要建成社會主義主要是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在有六億人口的中國更是如此，這是正確的。但是，除此以外，還要力爭外援，還要根據世界經濟的客觀規律，利用必然日益頻繁的國際經濟聯繫，來發展我們的建設事業。」「民族閉關自守，民族孤立發展經濟的思想，是違反早在資本主義時代就已經開始的經濟生活國際化的客觀規律的。在社會主義時代，這種國際經濟聯繫必然進一步加強。上面這些思想，就更加是不對頭的了。」

　　當時有一種看法，認為「外銷要服從內銷」。朱德認為這種看法是錯誤的，主張要儘量地擠出東西擴大外銷。他說：「我以為不應當在內銷和外銷究竟誰應當服從誰這個範圍內打圈子。年銷和外銷都必須服從更快地發展杜會主義建設的國家整體利益。從這個利益出發，必須在可能的範圍內，對內銷儘量加以節省，儘量地擠出東西擴大外銷。否則，如果要等到充分滿足國內的需要之後再外銷，那麼我們是永遠也不會有出路的，那就只會使對外貿易萎縮下去，因此，也就會使整個國家建設事業受到損失。我認為正確的提法是：在保證滿足國內的最低限度的基本需要的前提之下，必須積極地擴大對外貿易。」在發展國際交往中，朱德不只是重視發展對外貿易，還特別強調學習外國的先進技術。他早就說過：「當前的問題是，要在很短時間內，把世界上最新的技術掌握起來。」他說：「不能看不起美國的技術，好的東西還是要拿來。」一九五八年四月，朱德視察南京無線電製造廠談到如何提高科學技術水平時說：「對比是個好辦法，要和外國的比。否則只在國內比，矮子裡選高的，結果還是不高。」

　　他主張加強國際問的經濟合作，包括接受國外的投資。他多次說過：「現在的經濟是世界化了，不能關起門來。資本主義國家也要同我們交換，日本就需要我們的煤、鐵。」「他們借錢給我們，我們也幹，挖出東西來以東西還帳。」有些產品如石棉、硼砂、鐵砂等，「都可以和兄弟國家簽訂長期合同，也可以接受他們的投資建礦，以礦產品還帳。」「要鼓勵國外資本家向國內投資，不一定現錢，貨物也可以。」朱德還比較早地提出發展我國旅遊事業的主張。他認為這是創收外匯，為經濟建設積累資金的好方法，也是打破「閉關鎖國」，加強國際交往的重要途徑，一九五七年八月十四日，他對李先念說：「公家的療養地和風景區有許多房子，可以利用起來，辦成國際旅遊社，這筆收入是很大的。」

　　八月三十日，朱德在和城市服務部部長楊易辰談話時又說：可以「把旅店、招待所全部統一起來，辦成國際旅行社，接待外國人，可以賺錢。把遊玩的地方，甚至祠堂、廟字都搞起來，一是對內服務，一是對外服務。」一九五七年整風反右以後，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開始離開黨的八大一次會議制定的正確路線，出現了一次重大曲折，這就是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〇年的三年「大躍進」。

　　在一九五七年九、十月間召開的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在講話中改變了八大一次會議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正確分析，斷言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仍然是當前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並批評一九五六年的「反冒進」是「右傾」。一九五八年一月中共中央在南寧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再次嚴厲地批評一九五六年的「反冒進」泄了六億人民的氣，是方針性錯誤。三月，中共中央在成都召開的工作會議上，毛澤東繼續批評一九五六年的「反冒進」，並說「冒進」是「馬克思主義的」，「反冒進」是「非馬克思主義的」。五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八大二次會議，通過了毛澤東提出的「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會後，「大躍進」運動椎向高潮。

　　同年八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確定一九五八年的鋼產量要比上年翻一番，達到一千零七十萬噸。會議還通過《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決議認為：「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什麼遙遠將來的事情了」，「人民公社將是建成社會主義和逐步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最好的組織形式」。並要求在全國農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

　　會後，一個全民上陣大煉鋼鐵和全國農村大辦人民公社的群眾運動，在全國熱火朝天地開展起來。

　　總路線、「大躍迸」和人民公社，是在探索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過程中出現的。它一方面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迫切要求改變我國經濟文化落後狀況的普遍願望，也取得了一些建設成就；但由於對社會主義建設經驗不足，對經濟發展規律和中國經濟基本情況認識不足，更由於毛澤東、中央和地方不少領導人在勝利面前滋長了驕做自滿情緒，急於求成，誇大了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忽視客觀的經濟規律，使以高指標、高速度、瞎指揮、浮誇風、「共產風」為主要標誌的「左」傾錯誤在全國嚴重地氾濫開來，給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造成了很大破壞。

　　運動開始時，朱德的熱情也是比較高的。上述歷次中央會議他都參加了，而且對中央每次會議的決議和毛澤東的意見也是贊同的。他認為，總路線可以把全國人民的積極性充分調動起來，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富強的社會主義國家；「大躍進」可以更快地發展我國的社會生產力，改變我國「一窮二白」的落後面貌；人民公社是建成社會主義並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最好的組織形式。因此，他也曾多次談過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重要意義。

　　但十分重視實際的朱德，在經過多次調查研究後，逐漸發現不少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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