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傳(130)_學達書庫

一三〇

　　29.反磨擦鬥爭

　　朱德從延安重返前線後，華北局勢中最明顯的變化是大多數國民黨友軍部隊同八路軍的關係疏遠了，曾劃給東路軍指揮的大部分友軍，這時已南下歸還建制，有的不久就公開反共。這種變化自然是朱德不希望看到的。它的根源來自國民黨最高當局，武漢失陷後，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日軍暫時停止對正面戰場的大規模進攻，減輕了對國民黨軍隊的軍事壓力，同時又加強政治誘降活動。蔣介石雖然仍繼續抗日；但是，對共產黨和八路軍、新四軍的態度卻發生很大的變化。

　　武漢失陷前，蔣介石儘管從未放鬆過對共產黨的防範，例如：一九三八年二月六日他命令西安行營主任蔣鼎文「嚴防共黨非法活動」；四月二十六日又命令蔣鼎文和重慶行營代主任賀國光、川康綏靖主任鄧錫侯等「嚴防共產黨徒冒充傷兵入川」；對駐武漢的中共代表團、各地八路軍辦事處以及《新華日報》社的監視也很嚴密。在他指揮下，河北的磨擦活動也已開始。

　　但在日軍大舉進攻面前，他對抗日的態度還是比較積極的，同時，他在正面戰場的部隊一再敗退，也需要八路軍在敵後幫他拖住日軍的進攻，所以，他那時不反對，還多次主動要求八路軍深入敵後積極活動。可是，當正面日軍壓力減輕以後，特別是看到八路軍在敵後迅速壯大、中國共產黨的影響迅速擴大，他的態度就發生了急遽的變化。朱德對此曾作過生動的說明。他說：開始時，蔣介石讓共產黨、八路軍到敵後去是想借刀殺人，象把孫猴子放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爐裡燒，看你活得成活不成。可是，他沒有想到，共產黨、八路軍在敵後不但沒有被消滅，反而迅速發展壯大起來，這下把他嚇死了。

　　武漢失守後，他認為這樣下去，抗戰勝利了，中國是共產黨的；抗戰失敗了，中國是日本人的。敵後抗日民主政權象雨後春筍地興起，也出乎蔣介石的意料之外。他不願意看到以前的舊政權被根據地民眾選舉產生的新政權所替代，想把它重新奪回來。於是，他就設法派大批人員到華北敵後來「限共」、「溶共」，加強磨擦。這就嚴重惡化了抗戰初期那種團結抗日的良好氣氛。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中、下旬，蔣介石在陝西武功縣召開軍事會議。這次會議不再邀請八路軍將領參加，這是他對共產黨、八路軍的方針發生變化的明顯徵兆。會議期間，國民黨副總裁、國防最高會議副主席汪精衛由重慶潛逃出國投敵。這時，朱德、彭德懷已先後回到前方八路軍總部。根據中共中央書記處指示，彭德懷到西安同蔣介石商談解決河北磨擦問題。二十四日，彭德懷偕同林伯渠、王明會見蔣介石，但蔣急於回重慶處理汪精衛外逃問題，約彭去重慶再談。

　　彭德懷到重慶同蔣介石會談時，蔣公開採取偏袒鹿鐘麟的態度，強調要維持國民黨政府原來在河北的行政系統，八路軍只能，向省府推薦行政人員；同時，提出由程潛、衛立煌派大員同彭一起去河北調查解決磨擦問題。中國共產黨是願意通過這種共同調查的辦法來解決磨擦問題的。因此，彭德懷便到洛陽去會見程、衛。程潛原來是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這時已決定調任天水行營主任，遺缺由衛立煌接任。一月中旬彭德懷到洛陽時，他們二人正忙於交接工作。程潛決定派天水行營高級參議劉古風和彭德懷同去河北，調查處理磨擦問題。

　　一九三九年元旦，中共北方局機關報《新華日報》華北版在山西沁縣創刊。創刊號上發表朱德的《迎接一九三九年》一文，強調：「鞏固與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是爭取抗戰勝利的最重要的保證。」他針對蔣介石、閻錫山壓制敵後民眾運動的企圖，指出：為了在華北長期支持抗戰，「今天的問題不是將已有的民眾運動組織加以取消的問題，而是將已有的組織加以培植與扶助，未有組織的，加以組織起來，樹立起一支偉大的力量，使他們積極的援助政府與軍隊的抗戰工作。這乃是最迫不容緩的任務。只有這樣做去，才有利於國家民族。」

　　這一天，由山西第三、第五行政專員公署在沁縣聯合召開有數萬人參加的晉東南各界「擁蔣反汪」大會，朱德在會上講話，痛斥汪精衛的賣國投降活動，表示支持蔣介石繼續抗日，強調鞏固和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團結一致，共同對敵。蔣介石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公開駁斥了日本近衛首相的誘降聲明；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他又主持國民黨中常會臨時會議決定永遠開除汪精衛的國民黨黨籍，並撤除汪的一切職務。朱德及晉東南各界人士支持擁護的就是蔣介石繼續抗日的這一面。

　　但是，蔣在抗日的同時，又要限共，把抗戰初期的聯共抗日變成限共抗日，特別是極端無理地要取消在華北敵後已經發展起來的抗日民眾運動，要取消已由當地民眾選舉產生、在工作中卓有成效的抗日民主政權，要把長期堅持敵後抗戰的八路軍趕出河北。這就使河北，特別是冀中和冀南，出現了異常複雜的局面。

　　八路軍在華北敵後積極活動，對日本侵略軍的打擊很沉重。日軍看起來佔領了整個華北，但他們自己也承認，「實際上勢力所及只限于重要城市周圍及狹窄的鐵路沿線地區，僅僅是『點和線』，其它大部是『匪』占地區」。他們認為，「為了保證安定，僅保持『線』的佔領無何意義。必須保持『面』的佔領，使華北在政治和經濟方面都能獨立經營。尤其應該承擔開發和獲得日本國內擴大生產所需重要資源的重任……以武力為中心的討伐肅正乃是保證實現安定的首要條件，治安建設的根本方針在於顯示『皇軍的絕對威力』。」日本的華北方面軍制定了治安肅正計劃，企圖改善華北的「治安」狀況，只是苦於乓力不足。「但到漢口作戰結束以後，由於所需兵力得到增援，此項工作始得逐漸具體化」。從這時起，日軍開始對華北各抗日根據地進行極端殘酷的反復「掃蕩」。

　　如果蔣介石真以抗日大業為重，這時自然應該要求在敵後的國民黨軍隊同八路軍聯合起來，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軍，決不應該製造磨擦，自行削弱抗日力量。

　　可是，蔣介石卻把黨派利益置於國家民族利益之上，不借削弱抗日力量，在敵後以至全國推行反共方針。他在一九三八年六月任命鹿鐘麟為河北省政府主席和河北省保安司令後，又在十二月四日任命鹿擔任冀察戰區總司令。

　　十二月十二日，決定將原來駐在山東的第十軍團石友三部開往冀南，歸鹿指揮。二十九日，也就是彭德懷在重慶同蔣介石商談解決河北磨擦問題的第二大，重慶政府軍令部正式頒佈冀察戰區的戰鬥序列，下轄：第九十七軍朱懷冰部；第十軍團石友三部；河北民軍總指揮張蔭梧部；豫東遊擊司令孫殿英部；河北保北保安團及冀察各遊擊隊。這樣，把駐在豫北的國民黨部隊中力量最強的朱懷冰部也列入冀察戰區。將重兵陸續調集到這個地區，顯然是國民黨當局擴大河北磨擦的重要步驟。

　　儘管朱德一再派人同鹿鐘麟商討解決河北磨擦問題。鹿在口頭上也講團結抗戰，但行動上卻不斷製造事端，加劇磨擦。進入一九三九年後，令人痛心的河北磨擦事件層出不窮，情況日益嚴重。面對這種使人不安的狀況，一月七日，朱德致電鹿鐘麟指出：「最近各地發生武裝衝突，逼收政權、互相殘害之驚人事件層見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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