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傳(112)_學達書庫

一一二

　　25.抗戰的號角吹響了

　　紅軍第一、二、四方面軍會師後，革命根據地周圍的情勢稍形平靜，朱德獲得了一次學習和休整的機會。這在他長期的戎馬生涯中是很難得的。他閱讀了許多馬列著作和歷史著作，回顧並總結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的經驗，參加「中國近代革命運動史研究會」，在紅軍大學教授中國近代革命運動史。

　　這時全國的局勢發展得很快。在「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又把侵略勢力迅速伸向華北，中華民族已經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中國共產黨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號召國內停止內戰，一致抗日。這年十二月九日起，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要求抗日救國的群眾運動新高潮，這就是著名的「一二九」運動。十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在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會議，在決議中指出：「目前政治形勢已經起了一個基本的變化」，「黨的策略路線，是在發動、團聚與組織全中國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對當前主要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與賣國賊頭子蔣介石」，並且指出：「關門主義是黨內的主要危險。」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中共中央在內部發出《關於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表明國共關係在嚴重民族危機下已發生重大變化。

　　三大主力紅軍會師時，日本侵略者指揮的偽蒙軍正向綏遠大舉進攻。國民黨綏遠省政府主席傅作義奮起抗擊，取得了重大勝利。十一月二十日，朱德同毛澤東聯名致電傅作義，稱讚他「孤軍抗戰，迭獲勝利，日偽軍不能越雷池一步。」「吾人深信，吾人現所努力之停止內戰，抗日救國之行動，必能對於足下之抗日義舉，遙為聲援。」同月月底，朱德率領紅軍總部抵達陝北保安縣，同中共中央會合。十二月一日，毛澤東、朱德等暨全體紅軍發表《致蔣介石書》，要求蔣介石停止內戰，一致抗日。

　　爭取和團結東北軍、西北軍共同抗日的工作這時正在順利開展。十二月十二日，震驚全國的西安事變發生。主張抗日、反對「剿共」的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扣留了前去催逼他們「剿共」的蔣介石，對他實行「兵諫」。幾天後，蔣介石向前去看望他的周恩來當面表示：「停止剿共，聯紅抗日」。

　　在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和平解決了西安事變，促進了國、共兩黨的再次合作，基本上實現了國內和平。中華民族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開始形成。

　　但是，形勢的發展並不那麼一帆風順。張學良送蔣介石回南京後卻遭到蔣的軟禁。國民黨中央軍顧祝同部正準備從潼關向西安推進。大局一時還沒有完全明朗。一九三七年一月二日，朱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發言說：「現在是抗日不抗日的問題，應發表宣言，號召全國反對內戰」。二月一日，朱德以紅軍總司令名義向紅色中華社記者發表談話，明確表示：「紅軍之主張完全與全國人民一致，用全力謀國內各黨派、各軍隊之聯合，共同向著中華民族最大敵人日本帝國主義進攻，而不願自相殘殺之內戰再延一時一刻也」。他要求蔣介石和國民黨將領遵守原已許諾的「國內和平之新政策及撤乓之命令」，並聲明已「將紅軍各部隊停止於蘇區邊境，對蘇區鄰近之各國民革命軍部隊不加以任何攻擊，確守互不侵犯原則。不論過去曾否與紅軍敵對之部隊，一律以友軍看待，靜待聯合抗日局面之成立。」

　　當時，國民黨正準備召開五屆三中全會。為了促成國共兩黨合作抗日，中共中央在二月十日致電國民黨三中全會，提出五項要求和四項保證。五項要求是：停止內戰，集中國力，一致對外；保障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召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代表會議，集中全國人才，共同救國；迅速完成對日作戰的一切準備工作；改善人民生活。四項保證是，如果國民黨將上述五項要求定為國策，中國共產黨願保證實行：停止武力推翻國民政府的方針；工農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特區實行徹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堅決執行抗日統一戰線的共同綱領。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經過激烈的爭論，在二月二十一日通過了一項事實上接受中國共產黨提議的決議案，在國共合作的道路上又前進了一步。

　　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號召全黨「為鞏固國內和平，爭取民主權利，實現對日抗戰而鬥爭」。五月二日至十四日，在延安召開党的全國代表會議（當時稱為蘇區代表會議）。朱德在會上發言，指出：「現在是紅軍新階段」，「自『九一八』事變後，紅軍即發表願與任何武裝部隊訂立抗日的協定，獲得了很多人的同情。現在最主要的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我們的任務是聯合全國力量打日本。」為了實現這個轉變，「對於友軍工作與群眾工作，不要用老一套[方法]，對友軍要開誠佈公，影響他們、推動他們抗日；對於群眾工作，要工農商學兵聯合起來，要把門打開。」將要到來的全國抗戰會是一場怎樣的戰爭？中國共產黨在對日作戰中應該採取怎樣的戰略戰術？朱德對這些問題進行了認真的思考。

　　他強調指出抗日戰爭的長期性和群眾力量的組織動員問題，說：「據我們的經驗與估計來看，抗日戰爭不是一年半載與一兩次戰爭就能解決的。戰爭的時間必會長久，戰線必定會很寬。那麼我們戰爭勝利的決定因素，就是預備軍的動員如何，預備軍的組織如何。」因此，他強調：「首先應爭取民主制度的實現。否則一切全是空的。」「必須改善群眾的生活，才能增強抗日的力量。」他認為遊擊戰爭將在未來的抗日戰爭中起重要的作用，指出：「遊擊戰爭是抗戰的一個力量」；「黨校與紅大要加強訓練遊擊戰爭的幹部，以後要派一批幹部到地方去當教師，遊擊隊的隊長、政委主要要從當地創造」，「在遊擊戰爭的實踐中是可以培養出這方面的幹部的。」他還指出：「在沒有大山的地區也可以依靠群眾，利用村莊、地溝、山邊等有利地形打遊擊。有把握的就打，沒有把握的就不打。最要緊的是要爭取最大多數群眾。」他總結了過去軍隊工作中的兩個教訓：「一是大革命時代的教訓，只做上層工作；一是大革命以後，只做下層工作、破壞工作。現在，我們要打入進去，上層、下層都要做工作，不做破壞工作，只準備進行爭齲」六月十二日，中共中央軍委組織了一個軍事研究委員會，「目的在於提高紅軍軍事學識，總結國內戰爭的寶貴經驗與學習新的軍事知識，以迎接即將到來的民族革命戰爭；其重要任務在於研究對日抗戰、目前軍事教育、國內戰爭經驗教訓各項問題，並擬具體意見提交執行機關。」這個委員會由朱德、毛澤東、林彪，蕭勁光、李德五人組成，朱德任主任。

　　這個時期，朱德和紅軍其他領導人為了實現從國內戰爭到抗日戰爭的戰略轉變，作了大量的研究和教育工作，取得了較好的效果。後來，朱德說：「當我們由內戰進入抗戰時，面對著的敵人是日本軍隊，我們便不固執內戰的經驗，而是加以必要的改變和提高，充分研究敵情來下決心，來決定戰法。」

　　一九三八年發表的朱德的重要著作《論抗日遊擊戰爭》反映了他在這段時間裡研究的成果。這部著作對抗戰初期敵後像雨後春筍般發展起來的抗日遊擊隊起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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