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傳(98)_學達書庫

九八

　　湘江之戰是紅軍長征以來最激烈、損失最為慘重的一次戰鬥。「我八軍團之一部被敵擊散，我六師約一個團及（五軍團）卅四師被切斷，其餘部隊都已渡過湘江。」紅軍雖然突破了最後一道封鎖線，保存住了主力，但整個部隊由出發時的八萬多人銳減為三萬餘人。

　　慘痛的損失，引起全體指戰員的深思。朱德曾沉重地總結這一階段的教訓說：「對於突圍是沒有絲毫經驗的。長征就像搬家一樣，什麼都搬起來走，結果太累贅，很吃虧。補充來的新兵沒有來得及搞到團裡、營裡去——沒有帶過兵的人，就會搞空頭計劃，他們不知道沒有訓練過的新兵，不跟著老兵怎麼走，結果，就讓新兵去搬運東西——整個司令部、黨政軍機關、幹部都很重要，連印刷機、兵工機器都搬出去。結果，一個直屬隊就有一萬多，所以需要的掩護部隊也就多了。因此，部隊動起來很慢。」由於吸取了這個教訓，朱德、周恩來、王稼祥在十二月四日發佈《後方機關進行縮編的命令》，並要求檢查攜帶的物資，不必要的立刻拋棄或毀壞，使部隊能夠輕裝前進。

　　過了湘江，紅軍「決脫離敵人，繼續西進」，進入峰巒連綿的西延、龍勝山區，行軍更加艱難。天上是國民黨的飛機跟蹤轟炸掃射，腳下是山險路滑，周圍山頭上又常有反動民團打來的冷槍。通過苗、瑤等少數民族地區時，反動勢力派了許多便衣密探混入紅軍駐地，放火燒房燒糧，然後散佈「共匪殺人放火」的謠言蠱惑民眾。朱德對這一情況十分重視。總司令部十二月七日這一天的行軍日誌中記載：「朱總司令命令：連日桂敵派出大批密探，在我各兵團駐地，縱火焚燒民房，企圖疲勞及嫁禍於我軍，破壞紅軍在群眾中的信仰。各兵團首長及其政治部，應於到達宿營地後，及離開宿營地以前，嚴密巡查，並規定各連值班。一遇火警，凡我紅色軍人，務必設法撲滅，及救濟被難群眾。縱火奸細，一經捕獲，應即經群眾公審後槍決。」十二月十日，紅軍再入湖南境內，攻佔通道縣城。按照原定計劃，中央紅軍主力將由這裡北上湘西，同紅二、六軍團會合。但這時國民黨軍隊已瞭解紅軍的意圖，預先在通往湘西的道路上布下相當於紅軍兵力五六倍的重兵，張開口袋等候紅軍鑽入。在這個關係到紅軍命運的關鍵時刻，毛澤東提出絕不能往這個口袋裡鑽。他主張放棄原定計劃，改向敵人力量較為薄弱的貴州前進，力爭在運動中打幾個勝仗，以扭轉紅軍突圍以來的被動局面。於是，中央幾個負責人在通道臨時開了一次緊急會議，對此作出決定。會後，朱德命令各軍團、縱隊「迅速脫離桂敵，、西入貴州，尋求機動」。

　　紅軍突然折入貴州，是出乎蔣介石意料之外的，一下子就把十幾萬敵軍甩在湘西，贏得了主動。十五日攻佔黎平後，部隊得到了兩個月連續行軍作戰中的第一次休整機會。但是，轉變戰略方向問題雖在通道會議上提了出來，並沒有得到根本解決。博古、李德不顧國民黨重兵仍在湘西的實際情況，依然主張從黎平再北去湘西同紅二、六軍團會合。於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十八日在黎平開會，討論紅軍今後的戰略方向問題。會上發生了激烈的爭論。朱德非常贊成毛澤東的意見。挫折和教訓使他對毛澤東更加信服。因此，他和周恩來、張聞天、王稼祥等多數人站在一起，否定了博古，李德要中央紅軍去湘西同紅二，六軍團會合的錯誤主張。會議通過《中央政治局關於戰略方針之決定》，指出：「鑒於目前所形成之情況，政治局認為過去在湘西創立新的蘇維埃根據地的決定在目前已經是不可能的，並且是不適宜的」，「政治局認為，新的根據地區應是川黔邊地區，在最初應以遵義為中心之地區」。這個決定從實際出發，確定了中央紅軍長征戰略方向的重大轉變，使紅軍避免陷入絕境，並開始從被動局面中擺脫出來。

　　第二天，朱德和周恩來向全軍發出《軍委執行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決議的決議之通電》，對中央紅軍最近時期的行動作了部署，規定分成兩路縱隊，隊西北方向轉朝貴州腹地的劍河、台拱以至施秉、黃平地域推進，並要求紅二、六軍團和紅四方面軍積極活動，牽制湘軍和川軍，策應中央紅軍西進。

　　在通道和黎平期間，中革軍委曾就部隊整編問題先後作出兩個決定，一個是將長征前不久新組成的八軍團併入五軍團，另一個是將軍委一、二兩縱隊合編為一個縱隊，任命劉伯承為軍委縱隊司令員，葉劍英為副司令員，陳雲為政委，下轄三個梯隊。

　　這以後，中央紅軍向黔北重鎮遵義直進，於十二月底到達烏江南岸甕安縣猴場一帶。野戰軍司令部開始部署強渡烏江的戰鬥。三十一日，朱德連續電令：「我三軍團應迅速渡過烏江」，「一軍團限今晨八時前全部渡河完畢」；「軍委縱隊限今十時渡河完畢」。這時，博古和李德仍對黎平會議的決定持不同意見，再次主張不過烏江，回頭東進同紅二、六軍團會合。

　　為此，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中央政治局在猴場召開會議，對博古、李德提出批評，決定強渡烏江，並通過《關於渡江後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強調：「首先以遵義為中心的黔北地區，然後向川南發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務。」猴場會議後，完全停止了李德對於紅軍的指揮權。

　　一月二日至六日，中央紅軍分三路渡過烏江天險。七日，先頭部隊襲占遵義。八日，朱德致電各軍團、軍委縱隊領導人，告訴他們：「軍委縱隊明日進駐遵義，以縱隊司令員劉伯承兼任遵義警備司令」。

　　紅軍進駐遵義，受到當地群眾的熱烈歡迎。一月十二日下午，在遵義省立第三中學操場上召開有萬人參加的群眾大會。朱德首先講話，闡明紅軍是工人農民自己的隊伍，紅軍有嚴格的紀律，自覺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並宣傳紅軍的主張，願意聯合國內各黨派、軍隊和一切力量共同抗日。接著，毛澤東、李富春和遵義群眾代表也講了話。大會宣佈成立遵義縣革命委員會。

　　會後，朱德還參加了紅軍籃球隊和遵義三中籃球隊進行的友誼比賽。在短短十幾天中，有四五千青年報名參加紅軍，使紅軍隊伍得到突圍以來最大的一次補充。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在紅軍總司令部的駐地，即遵義老城批把橋原柏輝章住處的樓上，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這就是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遵義會議。

　　會議的主要議題是總結第五次反「圍剿」和突圍西征中軍事指揮上的經驗教訓。會上，毛澤東針對博古的總結報告作了長篇發言，批評博古把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原因主要歸結于敵強我弱的客觀因素，著重剖析了「左」傾軍事路線實行消極防禦戰略方針的錯誤及其表現，如進攻時的冒險主義，防禦時的保守主義，轉移時的逃跑主義。他還闡述了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和由此而產生的戰略戰術問題。

　　朱德在王稼祥、張聞天之後發言，態度鮮明地支持毛澤東的正確意見。

　　他對博古、李德軍事上的瞎指揮有著直接的充分的瞭解，因此講話時很激動。

　　在會上給李德當翻譯的伍修權回憶道：「朱德同志歷來謙遜穩重，這次發言時卻聲色俱厲地追究臨時中央的錯誤，譴責他們排斥了毛澤東同志，依靠外國人李德弄得丟掉根據地，犧牲了多少人命！他說：『如果繼續這樣的領導，我們就不能再跟著走下去！』」這次會議根據毛澤東和張聞天、王稼祥、朱德、周恩來、李富春、聶榮臻等多數人發言中提出的意見，最後形成《中共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分清了紅軍戰略戰術中的根本是非，肯定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在前幾次反「圍剿」中取得勝利的正確的戰略戰術原則，指出博古、李德在軍事上的單純防禦路線是使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會議決定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恩來同志是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

　　會議推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常委分工中，「以澤東同志為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會後不久，常委再行分工，「決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負總的責任」。這以後，又成立了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三人軍事領導小組。這樣，實際上形成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新的中央的正確領導。這是中國革命在幾乎陷於絕境的危急時刻作出的關鍵性抉擇，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二十六年後，朱德在緬懷這一偉大的歷史轉折時寫下這樣的詩句：群龍得首自騰翔，路線精通走一行，左右偏差能糾正，天空無限任飛揚。遵義會議後，朱德和毛澤東、周恩來協力配合，指揮三萬紅軍馳騁在雲貴川高原上，同數十萬圍追堵截的國民黨軍隊周旋，展開機動靈活的運動戰。

　　經過四渡赤水戰役，終於跳出敵人的圍堵圈，使紅軍從被動變為主動。

　　紅軍進佔遵義後，蔣介石才發覺中央紅軍的行動方向已經改變，急忙命、薛嶽等部以重兵向黔北地區進逼。因此，遵義會議改變了黎平會議關於在黔北創建新蘇區的決議，決定北渡長江，在成都的西南或西北建立新的革命根據地。於是，紅軍分三路向赤水、土城地區開進，準備北渡長江。蔣介石命令戰鬥力較強的川軍以重兵封鎖長江，並進入赤水、習水、土城地區阻擊紅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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