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傳(94)_學達書庫

九四

　　但是，抱有「左」傾觀點的博古、項英、李德等，拒絕朱德、周恩來提出的配合十九路軍的正確意見。十一月二十五日，中革軍委發出關於紅一方面軍行動的訓令，規定：「我們不應費去大的損失來與東北敵人新的第一路軍作戰，而讓十九路軍替我們去打該敵」；「我們要看新的第一路軍與十九路軍作戰的結果以及敵人新的部署如何，可能在十二月中旬突然將我們的主力轉移到西方對付敵人的第二路軍」。他們聲稱：「福建所組織的『人民政府』也是反動統治的一種新的欺騙」，「它不會同任何國民黨的反革命政府有區別」，並且斷言「中間的道路是沒有的，一切想在革命與反革命中間找取第三條出路的分子，必然遭到慘酷的失敗，而變為反革命進攻革命的輔助工具」。

　　在這種「左」的思想指導下，博古、項英、李德主持下的中革軍委不採取任何積極行動來配合第十九路軍，相反，決定將紅軍主力由東線調到西線永豐地域，讓第十九路軍單獨同蔣介石的「討伐」軍作戰。

　　朱德後來說：「當蔡廷鍇暴動的時候，應該用全力去打擊閩浙贛邊。敵如果一來，就會陷死在裡面，有進無出，餓也會餓死。當時在閩浙贛邊的中央軍相當空虛，他們又焦急，如果打去，可以消滅他幾個師，而且牽掣了敵人，可以使福建至少能支持半年。結果只以一個七軍團去打，力量少小，當然沒有牽掣得著。李德當了軍委會顧問，一切我們都沒法反對他。我們當那時，卻想休息疲乏，就沒有進行。就是同十九路軍挨近些打也好些。就是失敗了，也不會讓十九路軍被繳了槍。在五次反『圍剿』中最大的關鍵就在這裡，實在太可惜了。」十二月中旬，國民黨軍隊為了保障他們進攻第十九路軍的翼側安全，以一部從黎川南出，向團村、東山、得勝關進犯。十二日，有兩個師開到團村地區向紅五軍團陣地發起進攻。

　　朱德立刻命令已奉命西調而尚在團村附近的紅三軍團等部，從東，西兩個方向進行反擊，但因紅一方面軍主力的「分離作戰」，兵力不足，只打成一個擊潰仗，那兩個師大部逃脫，朱德深感惋惜，他和周恩來在十三日致電項英，說：「我東方軍昨日戰鬥相當激烈，殺傷敵雖近千，恐繳獲不多，非再集中全力給敵以更大殺傷，不易使東北暫歸平靜，而使我戰略轉移」，「提議立刻調一軍團及十四師（留守備部隊）至康都西城橋準備會同三、五、九軍團主力，甚至七軍團主力一部，於東山、得勝關間與陳敵主力決戰」，並指出：如不這樣集中優勢兵力而分兵作戰，實行幹部戰士都不瞭解、不熟悉的所謂「新戰術」，不僅不能贏得大的勝利，「且常付過大代價，此點在目前特別重要」。周恩來在電文後特別說明：「昨日團村戰鬥，如一、三軍團會合作戰，戰果必然不至如此」。朱、周在電報中建議應立即集中紅一、三、五、七、九軍團主力在東山、得勝關同敵軍主力決戰。

　　這個極好的建議又沒有被博古、李德、項英接受。十三、十四日，中革軍委連電朱德、周恩來，不同意前方的提議，仍堅持將紅軍主力西調去攻打永豐一帶的堡壘線，並在二十四小時內四次變更作戰命令。這種主觀、武斷、輕率、不尊重紅軍前方最高指揮員的作法，使朱德和周恩來都很憤想。周恩來不得不致電博古、項英，批評他們「連日電令屢更」，「使部隊運轉增加很大困難」，並再次明確要求：「在相當範圍內給我們部署與命令全權，免致誤事失機」，「否則亦請以相機處理之電給我們。事關戰局責任，使我們不能不重申前請」。

　　由於在前方直接指揮作戰的朱德、周恩來同在後方的博古、李德等意見一直不能取得一致，李德便以統一前後方指揮為名，建議並經中共中央局決定，取消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部和紅一方面軍司令部的名義和組織，將「前方總部」撤回瑞金，併入中革軍委，由中革軍委直接指揮中央蘇區的各軍團和其他獨立師、團。雖然朱德在名義上仍擔任中革軍委主席，周恩來、王稼祥為副主席，但他們的實際權力已被剝奪，部隊改由博古、李德直接指揮。

　　一九三四年一月初，朱德和周恩來不得不率紅軍前方總部返回瑞金。

　　一月中旬，朱德出席在瑞金召開的中共六屆五中全會。會議錯誤地認為：中國已存在「直接革命形勢」，第五次反「圍剿」「即是爭取中國革命完全勝利的鬥爭」，在黨內要「反對主要危險的右傾機會主義和反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調和態度」。朱德在這次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同月下旬，他又出席在瑞金召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他在大會開幕那天代表紅軍致詞，在二十八日作了《紅軍建設的報告》。這個報告總結了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後兩年來紅軍在各個戰場取得的戰績，提出紅軍建設中的各項任務。朱德為這次大會起草的軍事報告手稿中，還特別強調了遊擊戰爭的重要性。他寫道：「誰都知道，我們備蘇區壯大的紅軍，許多都是從小的遊擊隊繁殖生長出來的，寬大的鞏固的蘇區，許多都是從流動的遊擊區轉變過來的。」「開展遊擊戰爭是國內戰爭取得勝利條件之一。」在這次大會上，他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在會後召開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繼續當選為軍事人民委員和中革軍委主席。二月七日，在瑞金召開中國工農紅軍全國政治工作會議。朱德在開幕式上致詞並在會議期間講話，他指出：我們的紅軍從遊擊隊到現在大規模的正規紅軍，這是從政治工作領導得來的，也就是由党和無產階級領導起來的。如果沒有政治工作，沒有黨和無產階級的領導，是不會產生紅軍的。紅軍因為有政治工作，才能保證它為本階級利益而犧牲，才是英勇無故的百戰百勝的紅軍。他在講話中強調「政治工作是紅軍的生命線」。

　　這時，中央根據地周圍的形勢已更加嚴峻，更加困難。蔣介石在一月間撲滅了孤立無援的福建事變後，將入閩作戰的國民黨軍隊改組成以蔣鼎文為總司令的東路軍，完成對中央蘇區四面合圍的部署，從東、北、西三面向蘇區中心區域步步進逼，南面則由陳濟棠所部粵軍負責防堵。朱德後來也說到：「一九三四年春天，蘇區周圍還是在打著，分做了幾條戰線，東、南、西、北三四處都在打，成為一種消耗戰的狀態了，蘇區漸漸被縮小著，什麼都遭受了封鎖，鹽貴到一塊七角錢一斤。」博古、李德直接控制紅軍指揮權後，可以更不受阻礙地推行錯誤的作戰指導。他們在進攻中的冒險主義遭到碰壁後，又轉而實行防禦中的保守主義，處處設防，節節抵禦，「以堡壘對堡壘」，進行「短促突擊」，企圖以此達到粉碎「圍剿」的目的。在這種消極防禦方針指導下，從一月下旬到三月底，幾個紅軍主力兵團分兵數路，都擔負起修築碉堡的任務，依託碉堡實施「短促突擊」，進行徒勞無益的戰鬥，不僅沒有打破或阻滯敵人的進攻，反而使自己付出很大代價，陷入愈加被動的局面。

　　四月十日，北線國民黨軍隊集中十一個師的兵力，包括陳誠所部精銳主力第十一師、十四師等，分左右兩路，沿撫河兩岸向南推進，企圖攻佔廣昌，打開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北大門，直取瑞金。以博古為首的中共中央決定全力保衛廣昌，調集紅一、三、五、九軍團的九個師兵力，準備在廣昌以北地區同敵軍「決戰」。為了指揮這次戰役，中革軍委在前方成立野戰司令部，以朱德為司令員，博古為政治委員，實際的決定權握在李德、博古的手中。這樣，朱德只得隨他們到廣昌前線，周恩來被留在後方瑞金。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