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傳(93)_學達書庫

九三

　　朱德和周恩來考慮到硝石有敵軍重兵扼守，並且處在敵軍各有三、四個師駐守的南城、南豐和黎川之間，不可冒然攻打，由周恩來致電項英並轉中央局，說明：「目前敵既搶先著，我東方、中央兩軍主力必須首先靠攏，並派有力支隊加緊向贛敵兩翼活動，迷惑與分散敵人，以便主力決戰」，中革軍委卻斷然拒絕這個合理意見，回電說，「無論任何情況，中央軍不得過撫河」；「以後你們決鬚根據軍委企圖」。這樣，由彭德懷率領東方軍主力只得深入到敵軍碉堡群中去攻打硝石，連攻五日不克，被迫退出戰鬥。接著，又按李德的計劃去攻打國民黨軍隊設有鞏固陣地的資溪橋、潭頭市，連攻四日未能佔領。十一月初，中革軍委又命令紅三軍團和剛剛組建的紅七軍團遠離根據地，插入國民黨軍隊後方戰略要點撫州（臨川）地區活動，想借此調動金溪和南城、南豐的國民黨軍隊給以打擊。結果，既沒能奪取滸灣、八角亭，也沒有調動對方，反而使自身遭受重大傷亡，再次被迫撤出戰鬥。這以後，紅三、五、七軍團輾轉於撫州、金溪、黎川等地區堡壘群中，完全陷入被動地位。與此同時，在撫河以東的中央軍紅一、九軍團奉命北上策應東方軍，被國民黨軍隊以十個師的優勢兵力圍截，蒙受重大傷亡，被迫向蘇區腹地轉移。

　　紅軍在北線進攻作戰中的幾次失利，是由李德的「左」傾冒險主義軍事方針造成的，但是博古、項英、李德等卻把責任完全推到早已對他們提出過不同意見的紅一方面軍領導人身上。十一月二十日，項英以中革軍委名義發出《關於十月中戰役問題致師以上首長及司令部的一封信》，指責「方面軍首長」——也就是朱德和周恩來對軍委的「意旨沒有瞭解」，貫徹是「動搖的」，甚至說「若想在自己的決心上與上級的決心之間去尋求一中間的調合的決心，那只是對決心意旨的曲解和動搖，並延誤時間而已。」這封信中硬性規定：「必須服從」他們的「一切命令」，「協調一致」。朱德和周恩來以革命大局為重，在十分困難的處境下仍然盡心盡責，一方面不斷向中央和軍委彙報前方的情況，提出建議，一方面又不得不執行上級的決策，只能在實際運用時儘量考慮得周到細緻，儘量減少因錯誤決策而造成的損失。對這種處境，朱德曾對身邊的參謀人員說過：「李德顧問來了以後，住在瑞金，不下去調查，靠著地圖、電報指揮前方的戰鬥，而我。們在前方最瞭解情況的人，反而不能指揮，這就有問題嘛。

　　可是，他是受黨中央的委託，還得照辦啊！否則，就成了各行其是。」「有些事情，只有碰了釘子，才能吸取教訓。在這次反『圍剿』的鬥爭中，情況就極為複雜，沒有現成的條條，沒有成熟的經驗，只有在鬥爭中學，在鬥爭中增長才智。俗語說『失敗乃成功之母』，無論遭到多大的挫折，勝利終將屬我們的。」李德到瑞金後，不對前方的作戰情況進行實際考察，「盡可能躲在自己的房間裡」。那是在他到來以前博古要人為他單獨修建的一座房子，在沙洲壩距軍委、總政治部、黨中央機關都不遠的地方，人們稱它為「獨立房子」。當時替李德當翻譯的伍修權回憶說：李德「推行的完全是軍事教條主義那一套，他根本不懂得中國的國情，也不認真分析戰爭的實際情況，只憑他在學院學到的軍事課本上的條條框框，照樣搬到我國，搬到蘇區」，他「以獨斷專行取代了軍委的集體領導，更拋棄了紅軍多年血戰中取得的成功經驗。……一個人躲在房子裡憑著地圖指揮戰鬥」。對於這種不正常的狀況，朱德的不滿是理所當然的。

　　大約在十一月中旬，李德和博古一起來到前方在建甯的紅軍總司令部。

　　他們這次去的目的，據李德自己說「我的意見是前敵指揮部應受革命軍事委員會的領導，執行革命軍事委員會的決議和命令」。這說明李德還要進一步掌握直接指揮紅軍的權力。他還提出：「建寧和廣昌是戰略要地，必須堅決守祝因此應該在廣昌地區構築工事，以便阻止敵人……向我蘇區的心臟地區進攻」。

　　朱德對中共臨時中央請來的這位軍事顧問抱著尊重的態度，盡力想用以往紅軍取得勝利的成功經驗來影響他。伍修權回憶說：「朱德同志開始還是很尊重李德的，比較經常地到李德那裡，同他講第四次反『圍剿』取得勝利的經驗，紅軍作戰的傳統，還對他說第五次反『圍剿』不能打陣地戰死守，不能處處設防，但李德根本不接受。以後，朱總也很少去李德那裡了」。

　　李德也承認：朱德「常常來看我，我們還一起到前線去了二、三次。他在談話中主要的願望是爭取對方理解毛（指毛澤東）的觀點，他經常講述紅軍的發展和幾次戰役，顯然是想用過去的經驗啟發人們在今天第五次反『圍剿』的條件下找到切實可行的解決辦法。」在擴充紅軍方面，朱德同李德的意見也不一致。他後來說：「在這中間，我們整頓隊伍的缺點，是沒有好好把新兵補充到老兵裡面去。一、三、五軍團都很強，但是沒給很好的補充——在這些問題上，李德是一個很大的缺點。一般部隊本來都從遊擊戰中間產生出來的，帶有遊擊隊習氣，但是他們都有基礎，有組織，打也打不亂。新的軍隊則沒有經過很好訓練，就拿去打，都打垮了，老軍隊也沒得到補充，……李德與一部分同志抱有一種意見，說老的軍隊習氣不好，不用。我們認為這人不顧實際了，固然國際指示叫我們擴大軍隊，但擴大軍隊決不是赤手空拳擴大得起來的。實際說，紅軍還不都是新的軍隊、都是在蘇區中才產生出來的？他們沒有注意到這個質量，都注意到搞新軍隊那方面去。搞起幾個新的師來，但是吃穿都非常困難，這些新軍隊都很勇敢，敢打仗，但是每次都是犧牲很大，又不把他們編進老軍隊去，譬如一個軍團一個師只剩下一兩千人都不管。其實擴軍應該從老的軍隊裡帶出來才可能，否則，想重新建立新軍就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

　　就在第五次「圍剿」開始後不久，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下旬出現過一次有利於打破國民黨軍隊這次「圍剿」的極好機會。這就是駐福建的國民黨第十九路軍發動了福建事變，宣佈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主張反蔣抗日。事變發動前，十九路軍曾在八月間秘密派遣代表同正在福建作戰的紅軍東方軍領導人彭德懷接洽停戰和聯合抗日反蔣。朱德、周恩來對這件事十分重視，建議黨中央接受談判。朱德、毛澤東還在瑞金會見前來談判的第十九路軍代表，向他們表明贊同紅軍和第十九路軍在抗日反蔣上合作。十月二十六日，雙方代表簽訂《反日反蔣初步協定》十一條。

　　福建事變的發生，迫使蔣介石變更原來的軍事部署，從「圍剿」中央根據地的北路軍和京滬線上抽調十一個師的兵力去「討伐」福建政府。為了配合第十九路軍的作戰，朱德、周恩來在十一月二十四日致電閩浙贛軍區司令員兼紅十軍軍長劉疇西、紅七軍團軍團長尋淮洲等，指出「福建十九路軍宣佈反蔣獨立，蔣介石已抽兵向浙贛閩邊境集中」，要求他們「應抓緊這一機會」在贛東北、閩北地區開展遊擊戰爭，「截擊敵人的聯絡運輸，擾亂其後方」，紅七軍主力應準備隨時截擊或籍制敵行動部隊。同日，朱德、周恩來又以紅一方面軍名義致電博古、項英、李德，報告福建事變後蔣介石已推遲對中央蘇區的進攻、調集兵力東進入閩，要求以紅三、五軍團側擊國民黨的入閩部隊，望中央早作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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