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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


  【第十章 雄才在磨難中穿行】

  人生就是一個裝滿酸、甜、苦、辣、鹹的五味瓶。只有甘甜沒有苦澀的人生是不存在的,也是不完整的。

  1966年5月1日,袁隆平的第一個兒子降生了。

  袁隆平樂得合不攏嘴,他體味到了「為人父」的感覺是如此美好。他與岳母一起從醫院裡接回妻子,抱回兒子。一路上,他忍不住掀開小被子,親吻幼子那稚嫩的小臉蛋,他喜歡聞幼子身上散發出的那股奶香味兒。

  回到家裡,鄧哲要袁隆平為長子起名字。

  袁隆平說:「五月的頭一天是個好日子,是國際勞動節,我們的兒子也是勞動人民的一分子,就叫『五一』吧!」

  小五一是1966年5月1日降生的。袁隆平原以為這是一個吉祥日子,可沒多久,

  「文化大革命」就爆發了。半個月後,那個標誌「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的《五一六通知》公佈了。有人悄悄地戲謔袁隆平說,你們的小五一是在一個錯誤的日子投生在了一個錯誤的家庭。

  確實如此,當小五一睜開眼睛看這個世界的時候,他的父親正在命運的鋼絲繩上顫顫巍巍地挪步,戰戰兢兢地走,一旦腳下失去平衡,就會跌落深淵……

  「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安江農校的校園裡,各種油印小報雪片似的漫天飛舞。一天,學生們看見一張醜化袁隆平的漫畫:只見袁隆平坐在一株水稻上,嘴裡叼著個旱煙袋,手裡捧著一本孟德爾的《遺傳學》。不知為什麼,漫畫中袁隆平的形象,學生們看了非但不覺得醜,反而成了許多學生崇拜的偶像。

  然而,學校裡那些氣勢洶洶的造反派,不把袁隆平這個「白專道路」的典型、

  「反動學術權威」批倒批臭是不甘心的。

  一夜之間,「打倒袁隆平!」的大字報鋪天蓋地向他襲來——

  「向資產階級反動知識分子袁隆平猛烈開火!」

  「砸爛袁隆平的狗頭,砸爛資產階級的盆盆缽缽!」

  「打倒篡改毛主席『最高指示』的現行反革命分子袁隆平!」

  一幅幅大標語、大字報和漫畫從東三樓貼到石板坪,足有 100多張。

  就連袁隆平發表在《科學通訊》上的論文《水稻雄性不孕性》也成了宣揚資產階級學說的「罪證」。

  「文化大革命」的年代,是一個走向極端的年代。任何人,任何事,只有好壞之別,兩極之分,沒有中間狀態。一個人,不是「左」派,便是右派,中間派也是右派;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一樁事,不是對,就是錯;不是好,就是壞。對待事物的態度,一律是造反有理,砸碎一切,搗毀一切,沒有傳承性,沒有相容性。袁隆平預感到了自己不幸的未來。

  因為他有一位被定為「歷史反革命」的父親,又有一位在舊社會讀過洋書的「洋奴」母親,他被劃為了「黑五類狗崽子」,特別是他想到自己在無意之中犯下了「反對『最高指示』、反對毛主席」的「現行反革命」罪……這一切都使他不寒而慄。

  那麼,「反對『最高指示』,反對毛主席」這項「滔天罪行」從何說起呢?

  毛主席的農業「八字憲法」公佈不久的一年春天,上級指示,必須提前完成稻穀播種。時值北方寒潮南移,許多公社因機械地執行上級命令,提前播種,結果秧苗全爛了。袁隆平感慨地說:

  「古人說,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絕,百姓有餘谷也……遵古訓,農業『八字憲法』,我覺得應該加一個『時』字,好讓那些指揮生產的人都知道『不誤農時』的重要性。」

  說者無心,聽者有意。把「八字憲法」變成了「九字」,這不是篡改「最高指示」、反對偉大領袖,是什麼?和袁隆平同教研室的一位好事者將袁隆平當年的話,悄悄地記上了「黑帳」本。

  「文化大革命」剛一開始,他便向造反派供應了這顆「打倒袁隆平」的重量級炮彈。

  明槍暗箭就這樣無情地向他襲來!

  在階級鬥爭愈演愈烈的歲月裡,在「文化大革命」急風暴雨來臨之際,他充分體驗到了世態炎涼。公正地說,當時除了幾位真朋友之外,除了幾個弟子之外,其他許多朋友、許多弟子都遠離他了。

  這一切,曾使他感到沉重,感到難以防範,乃至無可奈何。在那個年代裡,他感到雜交水稻是他惟一的精神寄託,因為與這些綠色植物打交道,不必設防,無須揣測。人是靠它們養活的,它們是與人為善的。

  在那黑雲壓城的日子裡,似乎一道險峻的魔障隔絕了他和他所鍾愛的學生們。一夜之間,他成了「反對毛主席『八字憲法』」的「現行反革命」。天真的學生們看了那些繪聲繪色地打著大紅「×」的大字報,有些人似信非信,有些人疏遠了原本敬愛的袁老師。連經常愛找他提問題的幾個山裡學生也不敢再登門了。

  同一個教研室的教師,也不再同他往來,那日子沉悶得幾乎令人窒息。

  他被孤立了。

  兒時與小夥伴們玩兒,常有人被孤立,他也曾參與過孤立別人。當然,自己也時常被孤立。被人孤立的滋味是痛苦的,是不好受的。

  被孤立的情景是所有人都不和他說話,人們像躲避瘟疫那樣躲避他。人天生是要說話的,可是,當被人孤立的時候,卻沒有一個可說話的人,他像一個啞巴,整天保持沉默。

  這一天,他踉踉蹌蹌來到曹胖公家門口,曹胖公這個「文化大革命」中的逍遙派,反右派鬥爭期間的「中右」,也是無事可做。見袁隆平進來,忙說:

  「老袁,咱們殺兩盤,讓我一個 『車』怎麼樣?」

  他和曹胖公是棋友,以往,閒暇時光,他倆總愛殺上幾盤,而今天的袁隆平全無那份雅興。他說:

  「曹胖公,我只想找你聊聊。」

  他們可以說是肝膽相照的朋友。

  有人說,朋友是生活自然篩選的結果。社會這盤大篩子神秘地顛簸著、動盪著,有些人掉下去了,留在這篩子上面的一些人被顛簸在一起,便成為了朋友。

  他認為曹胖公便是與他顛簸在一起的朋友,他們的心靈是相互溝通、相互理解的,袁隆平有事總願意和他商量,、有心裡話願意向他傾訴,他們也可以說是相知相依的朋友。

  這一天,他二人小心翼翼地談談現在,說說未來。

  曹胖公問袁隆平:

  「你這些日子在幹什麼?」

  「琢磨我的雜交稻。」袁隆平回答說。

  「老袁,你可不能在一棵樹上吊死啊!」朋友勸告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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