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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八


  新中國建立以後,丘哲先後擔任了廣州市副市長、廣東省副省長職務。葉劍英尊敬地稱年長他12歲的丘哲為「丘老」。

  ①訪問梁淑釗(丘哲夫人)談話記錄,1986年11月。

  一次,丘哲設家宴招待葉劍英,飯後,葉劍英詩興大發,當即作「在丘老家宴」詩一首:「蛇羹魚彈勝蓴鱸,越秀山前客不孤。溜到新歌翻舊調,頓念鄉思起乘除。」

  ①《葉劍英詩詞選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4月版,第28頁。

  對於其他各方面的民主人士,葉劍英也十分注意發揮他們的作用。他倡導在工業、財經、文教等系統每週開一次民主人士茶話會,並確定為制度堅持下來,定期開會。他在百忙中,儘量抽出時間,參加會議,直接聽取和採納民主人士對政府工作的意見。在他的領導和關懷下,廣東省和廣州市的一些有名望的舊官員、舊軍人、舊知識分子和專家,工作和生活都得到了妥善的安排,積極性得到了發揮,在各項事業的恢復和發展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葉劍英常常提醒盛市的領導同志:有些人在民主革命時期幹過壞事,但後來為革命事業做過一些工作。對於這樣的人,我們要正確對待他們。原宋子文的廣東稅警團骨幹分子莫雄,是國民黨高級官員,曾參加過鎮壓廣州起義。他的堂弟莫應在香洲兵變時又曾參與謀害葉劍英。但他後來與共產黨有聯繫,做過幾件好事,如曾把蔣介石佈置第二次「圍剿」紅軍的軍事會議的情報交給中共地下組織。他在貴州畢節地區當專員時,曾為長征路過該地的紅軍部隊提供過方便,等等。新中國建立後,葉劍英得知他到了香港,便親自給他寫信,要他回廣州參加建設工作。莫雄從香港到達廣州,葉劍英很快接見,並給他安排了工作。鎮反運動開始後,有人主張要殺掉他。葉劍英說:這個人在歷史上有罪也有功,現在表現也不錯,不能殺,要保下來。後來,還安排他當了廣東省政協副主席。

  葉劍英親自過問和關照過的民主人士及其家屬究竟有多少,誰也記不清了。

  他對於統一戰線工作,從不滿足於一般的號召,而是把工作具體地做到每個人的身上和心上,使他們實際地感受到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關懷、溫暖,並盡其所能為人民做些有益的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間,葉劍英也盡自己所能保護了那些應該保護的人,後來又幫助他們平反了各自的冤假錯案。許多直接受到他關心照顧的民主人士及其家屬,一說起葉劍英,常常熱淚盈眶,內心充滿了感激敬愛之情。

  葉劍英在主持華南分局工作期間,還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直接領導了香港工委的工作。凡是有關香港的重要問題,他都親自過問和處理,並及時向中共中央彙報。華南分局的正確領導和香港工委卓有成效的工作,對於新中國成立初期香港地區的穩定和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四、在「反地方主義」的漩渦中

  1952年,正當葉劍英在華南艱苦創業,大展宏圖的時候,平地風波起。

  這一年6月,毛澤東突然將葉劍英、方方、陶鑄召到北京開會,會議主要內容是批評華南分局領導工作中的「錯誤」。原來,中南局和華南分局的少數領導人片面地向毛澤東反映,說華南分局在農民問題上「右傾」,並存在著「地方主義」(主要指方方)

  所謂農民問題上的「右傾」,就是指葉、方在廣東農村土改問題上「右了」、「慢了」,是「和平土改」。實際上,葉劍英是根據中共中央關於三年左右完成土改的指示,結合廣東的實際情況部署土改運動的。從土改準備、試點到推廣,每一個計劃和各階段進展情況都上報給中共中央、中南局,並得到批准的。葉劍英在領導土改中,特別強調注意對華僑和民族工商業者的政策,要求區別對待,適當照顧他們的利益,搞得穩妥一點,這是符合廣東的實際情況的,也是有遠見的。這並不是什麼「和平土改」。所謂「地方主義」的錯誤,對於葉劍英、方方來說,也是不存在的。方方作為華南分局第三書記,主管分局的組織幹部工作。在幹部的分配、使用問題上,是根據葉劍英在贛州會議提出「搞五湖四海」的原則進行的,地委以上幹部是經過分局集體討論決定的。

  1950年以後,陸續調來了幾批南下幹部和轉業到地方工作的軍隊幹部,葉、方都給予了恰當的安排,有些人還放到重要的領導崗位上。葉、方在工作中儘管存在一些不可避免的缺點,但絕不是排斥外來幹部,更不是搞「地方主義」。歷史事實證明,葉、方當時使用、安排的地委以上幹部,絕大多數是經得起各種考驗的優秀幹部,後來大部分擔任過省一級的領導職務。因此,加在葉劍英、方方頭上的所謂兩個「錯誤」,是根本不存在的。

  然而,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葉劍英、方方不能不接受由中央出面所作的批評,並違心地進行了檢查。葉劍英、方方、陶鑄從北京開會回到廣州後,於1952年6月29日至7月6日,召開了華南分局擴大會議,開展所謂反農民運動戶的「右傾」、「反地方主義」的鬥爭。葉劍英在6月30日的會議上,為了顧全大局,作了檢討,7月6日又對會議作了總結報告。在這兩個報告中,他對所謂農民問題上的「錯誤」和「地方主義錯誤」,都承擔了責任。

  他反復說:「在農民問題與地方主義傾向問題上,我都應負主要責任,因為我是分局的主要負責人。」「總之,分局領導及方方同志在工作上的錯誤,我要負總責任。」

  ①葉劍英:《在華南分局擴大會議上的總結報告》,1952年7月6日。

  方方在會上也作了檢討。但會議上有人認為方方的檢討很不深刻。有的同志在發言中,對「地方主義」進行了嚴厲的批評。會議結束後,由陶鑄主持起草了分局及各地區反地方主義會議情況的綜合報告,華南分局將這個綜合報告連同葉劍英的檢討報告、總結報告和方方的檢討,陶鑄等的發言一併報給毛澤東、中共中央和中南局。綜合報告除敘述了這次「反地方主義」的經過和概況外,特別列舉了「地方主義」的「嚴重表現」,分析了「地方主義的危害性」,甚至把「反地方主義」提到「敵我鬥爭」的高度。隨後,方方等一批幹部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處分。

  ①華南分局:《分局及各地區反地方主義會議情況給黨中央、中南局的綜合報告》,1952年8月19日。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歷史是公正的裁判。當年華南分局黨內開展的這場鬥爭,經過了30多年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以後,是非界限更清楚了。

  這場鬥爭把華南分局工作上的某些不足和黨內的不同認識當作「右傾」和「地方主義」錯誤來批判,挫傷了不少地方幹部,造成了不良的後果。1979年8月,廣東省委對反「地方主義」問題進行了複查,並向中央寫了請示報告。

  不久,中央批復,同意廣東省委意見,糾正了當年對葉劍英和華南分局其他領導人的錯誤批判。1986年10月葉劍英逝世以後,經中共中央書記處討論通過的悼詞,對他當年主持的華南分局的工作,給予了充分的肯定,作出了公正的評價。悼詞說:「建國以後,葉劍英同志主持華南、中南地區工作,領導完成華南地區的剿匪任務。他在領導廣東省的土地改革運動中,根據黨中央的方針政策,同廣東省的實際相結合所制定的一系列具體政策,歷史證明是完全正確的。」

  葉劍英逝世後,薄一波發表文章,就過去廣東反「地方主義」問題,根據自己當年參與調查處理的親身經歷,作了實事求是的說明,予以澄清。他在文章中寫道:1952年6月,「毛澤東同志主持在中南海頤年堂召開了一次討論廣東問題的會議。會上批評了廣東工作中存在『地方主義』問題,但毛澤東同志在講話中強調指出,葉劍英同志在華南工作是有成績的,他對這個問題沒有什麼責任,更不能說他是搞地方主義的頭頭,大家要理解他。當然,包括劍英同志在內,各地的同志都應從這件事中總結教訓,防止今後再發生此類錯誤。

  儘管這樣,劍英同志在隨後不久召開的華南分局擴大會議上,還是作了自我批評,承擔了『未能及時發現』的領導責任。這說明他是胸懷豁達,嚴於責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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