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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


  這期間,中共中央正醞釀對党在南方國統區的組織領導機構進行新的調整。1938年冬,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決定撤銷中共中央長江局,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負責領導華南及西南各省的工作。南方局的成員有周恩來、秦邦憲(博古)、凱豐、張文彬、徐特立、吳玉章、葉劍英、廖承志、吳克堅、鄧穎超、劉曉、高文華、董必武,以周恩來為書記,1939年1月13日,中央書記處複電南方局:以周、博、凱、吳、葉、董等6人為常委。南方局遵照黨中央指示討論了組織分工問題,葉劍英負責對外聯絡工作。

  西南遊擊幹部訓練班(簡稱游幹班)成立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正式任命湯恩伯為主任,葉劍英為副主任。不久,改由蔣介石兼任訓練班主任,白崇禧、陳誠兼副主任,湯恩伯任教育長,葉劍英任副教育長。周恩來被聘為訓練班的國際問題講師。葉劍英接到通知後,率領中共方面參加辦班的教官、工作人員、武裝警衛班共30餘人前往南嶽報到。1939年2月15日訓練班舉行開學典禮。

  第一期學員共招收了1046人,編為8個大隊。第一、二、三隊為各戰區送來的軍官,第四隊為湯恩伯部第三十一集團軍教導團的一個隊,並有少數戰區送來的軍官。第五隊為軍委會政治部及紅十字會等各單位送來的青年學生。第六隊為西南行營派送的軍官與學生及八戰區遲到軍官,並有上海紗廠女工抗日宣傳隊50餘人。第七隊主要為曾被國民黨衡山縣黨部解散的衡山青年戰時工作隊。第八隊為國民黨中央軍校調來的一隊工兵學生。各戰區送來的軍官大部分具有黃埔軍校、南京軍校以及雲南講武堂、東北講武堂畢業的學歷。這些人當中少部分是上校、中校軍銜,大多數為少校軍銜。各隊均不分學員職級與水平,採用混合編制。訓練班有教官和科室管理人員95人(中、少將11人)、8個大隊的長官52人(少將4人)。學制定為3個月。訓練內容包括:軍事教育,以遊擊戰的戰略、戰術及爆破技術為主;政治教育,以民眾運動及遊擊戰政治工作為主。軍、政教育課程比例各隊有別,大致占受訓時間的55%和45%。

  訓練班本部設在南嶽聖經學校。葉劍英和中共方面人員集體住在山腳下一處名為「桔盈圃」莊園內,並配有電臺一部,救護車一輛。

  在主辦訓練班過程中,葉劍英力爭採用紅軍軍事教育的一些行之有效的辦法:努力實行民主管理,堅持啟發式教學,同教職學員打成一片,大力開展學習競賽和實踐活動,加強政治工作和思想工作。葉劍英經過認真思索,向湯恩伯提出了在訓練班實行「自覺紀律」,強調學員自動、自覺、自願地參加學習和遵守規章,官長起帶頭作用,堅決反對粗暴作風。這是國民黨軍隊中從未聽說過的新鮮事,實行以後受到了學員的普遍擁護,各隊隊長也多表贊成。凡是有關教育訓練方面的事情,湯恩伯都請葉劍英主持。有些學員開始瞧不起「土八路」,認為遊擊戰搞不出什麼名堂來,後來一聽講課,覺得很有道理,就逐漸佩服起來了。

  據薛子正、吳奚如、劉澄清等回憶,葉劍英借鑒紅軍學校辦學的成功經驗,強調教育訓練要從抗戰的實際出發,嚴格要求。各門課程的教學大綱和講義教材,都由他直接審定。他還注意言傳身教,鼓勵和指點初次任教的薛子正、吳奚如、李崇等八路軍教官說,不要慌,充分準備好教材,擬個提綱去講,千萬不要死背。上課時要面向學員,不要光盯著講義,要自然。還說:「你們是共產黨的幹部,講課只能講好,不能講壞。」並告誡全體工作人員:「我們是共產黨員,每個人都是共產黨代表團的成員,我們的一言一行,都代表党,不能給黨丟臉。」他還親自制定「工作六大注意」,即:堅定的立場,苦幹的作風,謙和的態度,簡樸的生活,虛心的學習,嚴肅的紀律,並書寫張貼在八路軍教官集體辦公的第一教官室的牆壁上,用以自勵和互勉。

  在備課試講和課終講評時,葉劍英還特意邀請其他各主要教職員來參加討論。對此,湯恩伯很賞識,他幾次在會議上表揚第一教官室的工作方式與作風。

  訓練班開課後,經過一段實踐,葉劍英於4月23日寫了《參加南嶽遊擊幹部訓練班工作情形報告》,派人送給在重慶的周恩來,並報中央。這個報告對訓練班的準備工作及具體組織情形作了詳盡的彙報。首先,他概括了教學生活方面的九個優點:

  (一)較廣泛地實行民主。建立了「學員自治會」,學員代表參加學校各種會議。
  (二)教授法部分地採用了啟發式。
  (三)教員學員均實行集體研究、集體創作。
  (四)實行「教」、「學」、「做」三合一。
  (五)教職員與學員生活打成一片,均參加朝會、早操、集體就餐等。
  (六)區隊長由學員選充,提倡自覺紀律。
  (七)建立學員小組會議(黨的、學習與生活的)
  (八)建立課外工作,各隊出壁報。
  (九)以南嶽附近三個區為實習區,每星期日集體到那裡做實際的民眾工作,各隊訂立競賽條約。

  報告的最後部分對訓練班的作用、前景作了充分估計,寫道:

  「根據我們現在已有的材料看來,的確證明(國民黨方面)開辦游訓班的動機是包含著兩方面的;一方面是真正為了開展敵後遊擊戰的目的,這是為著抗戰利益的好的動機;另方面則包含著控制敵後遊擊戰以限制我黨所領導之敵後遊擊戰的企圖。在這一企圖下,滲入了不少以「混資格」為目的的分子。因此,我們的第一個結論是:學員中好的多,壞的少,控制遊擊戰的企圖則是越上級越明顯,而屬中央軍派來的學員又較其他派系的為明顯。少數頑固分子的陰謀是存在的。根據上列分析,我們認為在統一戰線的前途上,這次的工作是有不少作用的。我們相信在遊擊戰方面,首先使他們認識了遊擊戰的重要性與非神秘性,實際的體驗了遊擊戰中『政治重於軍事,民眾重于士兵』的真理(我們的教材,也著重解釋這兩個口號)。這就使那些為抗戰利益的進步學員,找到一條光明大道,而更接近於我們。同時也給那些少數頑固分子從事實上證明了中共對友党的誠懇態度,與對國家民族的無限忠誠,使他們那種不敢公開的企圖,受到了群眾的監督,良心的譴責,而有所顧慮,可能使其中一些成見較淺的分子有所覺悟。因此,我們的結論是這次參加游訓班的工作,由於我們有堅定的立場,誠懇的態度,一般的說是有收穫的,對統一戰線是有利的。」

  ①葉劍英給中共中央、毛澤東的報告,1939年4月23日。

  二、備受歡迎的「遊擊戰爭戰略家」

  在訓練班,葉劍英不僅負責籌劃全盤教育工作,而且親自講授「遊擊戰爭概論」這門主課。其他的幾位教官負責講授遊擊戰術和遊擊戰中的政治工作。

  葉劍英每星期講課兩次,聽眾很多,有時達二三千人。連國民黨第九戰區的一些軍官也慕名從長沙、衡山趕來聽課。當然,來聽課的人動機並不相同。據沈醉回憶,戴笠聽說葉劍英等在南嶽講課,很想把中共打遊擊的一套辦法學過來,便設法派軍統臨澧特別班的兩個副大隊長到訓練班工作、聽課。

  當時來聽課的,甚至還有南嶽各寺廟的和尚。課堂容納不下時,就在外面廣場講大課。葉劍英上課時通常身穿一套褪了色的軍裝,講得深入淺出,通俗易懂。他那精闢的見解,出色的口才,儒雅的風度,深深吸引住了所有在場的聽眾。

  當時國際新聞社的一位戰地記者高詠,聽了葉劍英的講課後大為讚揚。

  他在一篇通訊中,用一大段文字描繪了葉劍英在講授「遊擊戰爭概論」一課時受到學員熱烈歡迎的情景:「在課堂上,遊擊戰爭戰略家葉劍英先生的遊擊戰爭概論一課,最為學員們所愛好。這一門課,在課表上規定是二十小時,占全班軍事學科七分之一,每次上課兩小時,總要發生學生提延長時間的要求。每一次上課,都是肅穆的空氣統治著課堂,遊擊戰爭的革命意義,遊擊隊產生的客觀條件,遊擊戰的運用,……每一個單字,都在每一個聽眾的腦子裡爬過,也部在每一個聽眾的筆記簿上爬過。下課的號聲響了,聽眾還是不願意走,『再講五分鐘好不好?』,這個問題常常發出來,這話語裡充滿了迫切的求知心與戰士的要求。」

  ①高詠:《記南嶽遊擊訓練班》(寫於1939年,作者系國際新聞社記者,原文擬在衡陽《大剛報》登載,後破國民黨戰時新聞處扣發)。

  葉劍英不僅講遊擊戰,而且講軍民團結,講堅持抗戰的道理。有一次,他講到軍民關係,用魚和水的關係說明進行遊擊戰爭必須要緊緊依靠群眾,在敵後作戰一時一刻也離不開群眾。湯恩伯在旁聽了,用手指著葉劍英對學員們說,過去我們為什麼老打不過他們呢?因為他們同群眾是魚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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