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海無涯——袁世海回憶錄(22)

二二

　　【十一　風霜苦　苦中思變】

　　以前，淨行勾臉所用的彩匣子總放在後臺的穿堂或地下窒，那裡不是風口，就是有泔水桶或堆放垃圾的地方。為什麼呢？人家嫌髒。使用者也常不注意，往往順手就將顏色甩到各處，一些閒人還用這顏色在牆上、桌上、甚至椅子上題詩畫畫。使彩匣所在處都被勾抹成「大花臉」，又髒又亂，讓人討厭，稱花臉為「臭花臉」。落得如此待遇，還算不錯的了。若到王府和公館演堂會，環境就更低劣。「戲子」是他們所蔑視的。

　　這年臘月，在某王府演堂會，大軸子是梅先生的《遊園驚夢》。我們富連成的學生陪演「驚夢」一場的十二個花神，我演五月花神，勾鍾馗臉，穿紅官衣，手提紅紗燈。

　　王府裡層層院落，雕樑畫棟，回廊花徑，曲折幽雅，不能到處走動。但這已足使我這沒見過世面的孩子大開眼界。這一天是陰天，狂嘯的西北風，夾雜著冰淩雪花吼叫著。我們的「化裝室」呢，仍舊在院裡垃圾堆附近，用四根木柱支個席頂，四周沒有任何東西以擋風寒。我扮戲時，已是深夜十二點多，天更冷了，凍得我拿不出手，摘不下帽子，咬著牙，用最大決心露出被剃的光頭，用凍得僵硬的手拿筆蘸好顏色畫到臉上。臉上的溫度巳頂不過外邊的寒冷，顏色很快在臉上結成一層冰，臉又冷又疼。我勾幾筆，就得背著風用嘴哈哈筆，哈哈手，再跺跺腳，否則筆也會凍上，無法再勾畫。「臘七、臘八凍死寒鴉」，真是話不虛傳。

　　演完戲，卸臉就更苦了。我和往常一樣，儘量將草紙揉軟些，沾上豆油，去擦臉上的顏色，往臉上一抹，就象無數把小刀從頭頂往下拉，一陣鑽心的疼痛，使我忍不住將草紙扔在地上，用手按著臉，不敢抬起來。好一會疼才減輕，臉洗乾淨後，用鏡子一照，看見臉上被劃了無數個小細口子。

　　這件事給我刺激很大。過後，我和盛戎感慨地訴說一遍。盛戎也深有同感。我接著說：「咱們長大了，要將彩匣子都放在屋裡，讓大家注意乾淨。咱們也象老前輩那樣置一份乾淨的彩匣子，自己專用，都得在屋子裡勾臉，不能哪兒髒，哪兒臭，讓咱們去哪兒，更不許管咱們叫『臭花臉』。」

　　「就是呀！咱們的彩匣子總是乾乾淨淨，誰還能管咱們叫『臭花臉』。」

　　話一投機，積極性就來了。說做就做，為了適應將來用自己的彩匣子勾臉，必須練會不用手拿著鏡子。於是我們將鏡子掛到牆上掛筆用的釘子上。鏡子高，我倆都個子矮，踮著腳往上夠著看，勾不好再重勾，也決不用手拿鏡子。很快我們都適應了這種勾臉方法，為以後的「翻身」鋪好了路。

　　我倆在少年時代要改變「臭花臉」命運的想法是多麼天真！後來，我們都置辦了自己的彩匣子，改變了扮戲的環境。但是「臭花臉」的銜卻沒能扔掉。一九四八年，我抗拒保甲長對我的敲詐勒索。他張嘴就罵我「臭花臉」，這比打我還傷我的自尊心。盛怒之下，我打了他一個嘴巴，被判了刑事罪，坐了監獄（在西交民巷裡）。解放後，我才懂得，只有社會制度變了，我們才能摘掉這頂「臭」帽子，當家做主人。

　　【十二　綏津行　錯得渾名】

　　一九三〇年前後，我十三歲時，傅作義組織的漢蒙聯合會舉行會議。富連成科班赴綏遠、天津為其演出。

　　赴綏遠省的歸綏（現在改名呼和浩特）演出，生活很艱苦。我們所乘的火車是拉軍用物資的鐵悶子車，車廂裡只有兩個小窗戶。我們每人將所發的一件光板羊皮襖鋪在地上，大家躺在上面玩鬧說笑。車廂中間放著一把大茶湯壺，幾隻黑皮飯碗，渴了可以喝水。在點火燒茶湯壺時，車廂裡煙薰火燎，嗆得我們眼淚橫流，此起彼落的咳嗽聲響成一片。

　　師傅和出科的師兄們所坐的車廂比較「高級」，不受煙熏之苦，車廂四周、中間都有座位，車廂上還掛著一盞隨車左右搖擺的煤油燈。別看條件不好，這可還是官方給我們派的「專列」！這輛「專列」走走停停，經常給正點火車讓路，原只需二十多小時到達，結果坐了兩天之久才到。

　　駐地是一所倒閉的下層妓院，每間小屋住十人。

　　這次演出，我的戲不多，只演《錢冠圖》（《請清兵》）。當初，科班排這齣戲時，為了能在臺上用滿文讀聖旨，特意請來滿清耆宿來教滿語，李盛泉師兄飾演翻譯，他下了不小的功夫呢！我在劇中飾演李自成。這位農民英雄當年被誣衊為「流寇」，所勾的臉譜是一眼大、一眼小的白歪臉，在舞臺上被歪曲、醜化得十分難看。

　　幾天後，盛戎耐不住一路勞乏，嗓子又突然啞了，不能再演《白良關》中的尉遲公，只好臨時抓人替演，我便又一次「毛遂自薦」。盛文哥一旁幫腔說我能成。先生和師兄弟們心裡都清楚，這可不比演《珠簾寨。和《盜禦馬》，那雖也是臨時替演，但我自己是有充分準備的。《白良關》這出銅錘戲，唱功吃重，我雖然跟著裘老先生學過，可是長時間以來沒見我練過，也沒排過，眼下時間很緊，過一遍以後，全憑臺上見。再者，這種官戲若演砸了，得上倒好，其後果非同小可呀！人人都在為我捏著一把汗。戲又是圓滿地演下來了，按我們的行話可說成「不撒湯，不漏水」。

　　回到住所，專打台簾的一位老先生，拉著我的手，愛惜地說：「好小子，你真沒白扒壞我的台簾呀！」這位老先生性格比較古怪，不愛說話，很少見他的笑臉。他一反常態地稱讚我，我反而不好意思了。原來，我每天演過戲後，除了練習自己的戲外，餘下時間就是扒台簾看戲。花臉戲注意看，老生戲注意看，旦角戲也注意看，以至文戲武戲各個行當的主演戲，都同樣對待。只要有時間，下場門台簾的角落就是我的專座。這無形中給他的工作添了麻煩。他不高興了，幾次對我說：「你就不能找地方玩會兒去，怎麼老站在這兒扒台簾（看戲），你看著這裡（指我用手摸台簾的地方），又黑又薄，快破了，都是你天天摸的！」我對他勉強一笑，仍硬著頭皮接看下面的戲。；如此這般，我看會了不少戲，並從各行表演中學到了不少知識。《白良關》也是用這種方法不斷觀察、不斷練習鞏固的。

　　此後，我再扒台簾，老先生向我微笑點頭，再不加阻攔了。

　　回京後已是年底，稍事休息，在春節期間，又為漢蒙聯合會赴天津演出。劇目和綏遠所演的相同。一個劇場只演兩場，然後再換另一個劇場，共演七場。戲雖不多，倒也頗受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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