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傳(120)_學達書庫

一二〇

　　國防部長徐向前把主要精力放在軍隊建設上。他又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他的工作範圍不僅在軍隊。他出席了中央政治局及中央的歷次會議，參與了中央的一系列重大決策。1979年9月，他還代表中共中央、國務院，在第四屆全國運動會上致閉幕詞。

　　從1978年到1980年，在徐向前任國防部長近3年時間裡，他先後會見外國軍事代表團、知名人士、記者等達21次。

　　1978年會見了英國國防參謀長卡梅倫元帥、聯邦德國前國防軍總監德。梅齊埃、聯邦德國前陸軍總監施內茨、墨西哥國防部長加爾萬，出席了羅馬尼亞總統齊奧塞斯庫訪華招待會。

　　1979年，會見了法國國防安全委員會代表團，主持了歡迎喀麥隆軍事代表團的宴會，會見了盧旺達軍事代表團、英國皇家國防研究學院代表團、孟加拉軍事代表團、泰國國防部長西提、土耳其軍事學院代表團、南斯拉夫老戰士協會代表團，出席歡迎蘇丹第一副總統哈利勒的宴會並拜會哈利勒。

　　1980年，接待美國國防部長布朗一行；參加黨政軍領導接見第34屆軍體理事會的各國代表，並以國防部的名義，舉行歡迎宴會，致祝酒詞；會見並宴請英國國防大臣皮姆；會見比利時總長貢捷中將率領的軍事代表團、朝鮮人民武裝力量部第一副部長白鶴林中將率領的友好參觀團以及意大利記者等。

　　在這些會見和談話中，徐向前縱論國際戰略，談論維護世界和平的前景，宣傳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成就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現代化建設。他為發展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世界各國軍隊及人民的友誼，作出了重要貢獻。在世界各國的國防部長中，徐向前資格最老，被稱為當代世界老一代軍事家中僅有的國防部長。一些外國代表團在會見徐向前時，在友好態度上更添幾分敬重。

　　有的人對能會見這樣一位國內外有名的軍事家，視為榮幸。1981年6月，徐向前己辭去國防部長職務，泰國元帥巴博訪華，在會見國家領導人之後，要求一定要同中國的元帥會晤。根據有關部門的安排，徐向前會見並宴請了他。

　　打破幹部職務終身制，讓位、讓賢是一件大事。是關係革命是否後繼有人，關係國家前途命運的大事。徐向前深刻瞭解它的深遠意義，衷心擁護中共中央關於幹部年輕化的方針。1980年，他主動向中共中央請求辭去一切職務。在1980年8月召開的五屆人大三次會議上，他辭去了國務院副總理，以後又辭去了國防部長。他以讓位、讓賢的實際行動，為廢除幹部職務終身制、推進幹部年輕化，作出了表率。

　　徐向前作為鄧小平的助手之一，為軍隊走上現代化建設的軌道，耗費了心血。他比鄧小平大兩歲，同屬中國革命的第一代人。他們性格，也許差異很大，但在作風正、不信邪這一點上，卻有共同之處。在一二九師和晉冀魯豫軍區，徐向前較長期作過劉伯承、鄧小平的助手，他們配合默契，關係十分融洽。徐向前欽佩鄧小平的遠見卓識，聰穎智慧。鄧小平深知徐向前是一位勤於思考，胸中有大主意的人，因而尊重他、信任他，多次委以重任。1979年12月14日，鄧小平還冒著寒風，親赴徐向前住地，共同商談軍委工作的大計。1976年，鄧小平第二次被打倒，全國人民心系鄧小平，徐向前對鄧小平也極為關心。1976年底，鄧小平患病，雖然此時「四人幫」己粉碎了，但還在「繼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徐向前憂心如焚，親自打電話給主持軍委工作的陳錫聯，要他馬上安排鄧小平住院治療。陳錫聯是徐向前的老部下，對他是很尊重的。陳錫聯告訴徐帥，葉帥也來過電話，已經作了安排。

　　徐向前懸著的心才放了下來。鄧小平手術後，徐向前又抱病前去探望。兩位老戰友的心，經過「文化大革命」的風雨，貼得更近了。徐向前極力支持鄧小平重新工作，他很贊成葉劍英的話，「鄧小平是不授銜的老帥，是老帥的領班。」

　　§第二節深謀遠慮

　　在粉碎「四人幫」以後的幾年裡，特別是在徐向前任國防部長期間，他對軍隊建設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意見。從戰略到戰術，從理論到實踐，從軍事工作到政治工作、後勤工作，從編制裝備到人才培養，他以自己深沉思考的建議和著作，豐富了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寶庫。

　　戰略家們有戰略家的思維方式和胸懷。徐向前首先在兩大戰略問題上，向中央提供了有重要價值的意見。一是外交戰略，即國際戰略格局；二是戰爭與和平，即對戰爭形勢的估量問題。

　　在七十年代，中共中央提出「一條線」戰略。徐向前感到無論從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的觀點來說，還是從中國的國際地位及所發揮的作用來說都是值得進一步研究的。他注意著世界局勢的變化，不斷翻閱了大量資料，觀察幾年，認為有必要重新研討中國的外交戰略問題。於是，在華國鋒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

　　他明確表示，不贊成「一條線」的戰略。但當時還是「按既定方針辦」的時期，徐向前的意見沒有引起重視。

　　1983年6月18日，徐向前在和胡啟立、楊德中談話中再次提出，不贊成「一條線」的戰略，請他們轉告中央。徐向前說：「我不是隨便提出的，這幾年，我翻了一些資料，一直考慮這個問題，今天你來了，談談我的看法，供中央參考。」徐向前的意見整理成參閱件，報告了中央。中共中央對徐向前的意見十分重視。不久，鄧小平派姬鵬飛當面向徐向前通報了中央關於對美關係問題的考慮，徵求他的意見。

　　中共中央經過精心研究之後，作出了調整外交路線的決定。

　　鄧小平先在會見外賓的談話中作了表述。1985年6月4日，在軍委擴大會議的講話中，又作了明確的闡述，指出：「我們的對外政策有個最重要的改變，改變了『一條線』的戰略路線。我們有一段時間搞了個『一條線』，就是從日本到歐洲、一直到美國這樣的『一條線』。現在，……改變到我們執行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這個改變。關係十分重大，是有利於和平、有利於制約戰爭的戰略性的改變。」6月17日，陳雲到徐向前住地，兩位老革命家談到中國的外交路線，認識完全一致。陳雲高興他說：「我們是不謀而合啊！」

　　對戰爭形勢如何估計，是制定國防政策的根本出發點。在這個問題上，中共中央經歷了一個曲折的認識過程。

　　解放戰爭初期，在「美蘇必戰」、「第三次世界大戰必然爆發」的論調甚囂塵上的時候，毛澤東對戰爭形勢的分析是冷靜、正確的。他說：「世界反動力量確在準備第三次世界大戰，戰爭危險是存在著的。但是，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過世界反動力量，並且正在向前發展，必須和必能克服戰爭危險。」①基於這種分析，才敢於以堅決的自衛戰爭，粉碎蔣介石的戰略進攻，「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才敢於在美帝國主義侵略朝鮮的時候，斷然派出志願軍入朝參戰，迫使美帝國主義在板門店停戰談判。

　　①毛澤東：《關於目前國際形勢的幾點估計》，《毛澤東選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4月第一版，第1080頁。

　　五十年代後期，中共中央對戰爭形勢的分析有了發展，認為世界大戰不可避免，戰爭的危險日益加劇，強調立足於「早打、大打、打核戰爭」。這方面雖有美帝國主義的反華叫囂，中蘇關係日趨緊張的客觀因素，但主要原因是把戰爭爆發的危險性看過了頭。此後，弓弦只張不弛，越繃越緊。「太張必缺」。長期把許多人力、物力、財力投到準備打大仗上去，嚴重地拖了經濟建設的後腿，影響了國防現代化的進程。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全黨工作的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迫切需要一個和平穩定的環境，以休養生息。顯然，上述對戰爭形勢的分析及其政策，和黨的總方針是不相適應的。1979年，在軍委座談會上，鄧小平提出戰爭能否延緩，究竟能延緩多久的問題。徐向前也談到，軍隊按照中央的決策，也有轉移的問題。但那時，基本上還是強調要有戰爭的準備。後來，中央和軍委領導人關於戰爭延緩的可能性就講得更多了。鄧小平1980年講5年打不起來。到1984年，在軍委座談會上又說：「仗打不起來這個話，我們多次講過，過去講十年，現在過了幾年，還可以說十年。」徐向前十分贊同鄧小平的分析。1980年4月5日，他在全軍後勤部長會議上講話指出：「依我看，打局部戰爭是可能的，打核戰爭、世界大戰的可能性比較小。還可以爭取三年、五年、甚至十年，或者更長時間的和平環境。」1982年，他在聽取楊得志總長和張震副總長的彙報時，又指出：「現在國際環境對我們有利，我們看近期內不會有進攻中國的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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