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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


  通南巴地區,位於川陝邊。背靠巴山天險,俯視川東盆地,層巒疊嶂,林木際天,河川縱橫,土地肥沃,地勢險峻,南低北高,進可攻,退可守。當紅軍翻越風雪大巴山的時候,徐向前知道四川軍閥正在混戰,進軍川北,有可乘之隙。但是,紅軍能不能在這裡站得住腳,搞塊根據地,他還吃不准。入川一個多月,他跋山涉水,多方調查,初步掌握了川北的敵情、民情、出產及山形地貌,深感進軍通南巴是著好棋,只要政策對頭,把群眾發動起來,紅軍就一定能夠立腳生根,創造紅彤彤的新天地。

  川北人民在田頌堯的殘酷統治下,長年掙扎在饑寒交迫、水深火熱的境況中。軍閥混戰,更給群眾帶來了無窮無盡的災難。正如一首民謠傾訴的:「軍閥梳子梳,豪紳蓖子蓖,甲長牌頭刀子剃,收款委員來剝皮。」軍閥加在人民頭上的苛捐雜稅,名目繁多,僅田賦稅一項,就已收到五、六十年以後了。販賣鴉片煙,是四川軍閥的生財之道,巴中一帶又適宜種鴉片。田頌堯命令農民將大片良田變為煙田,以供其盤剝和揮霍,川北成了兵匪為患,煙毒遍地,民不聊生的人間地獄。群眾曾奮起抗捐稅,鬧公堂,吃「大戶」,盼「共產」。對此,成都的一個報刊也直認不諱:「政治的腐敗登峰造極,軍官的蠻橫亦是不可多見的。一方面要擴充軍隊以購買裝備,一方面要堆集財富,在此兩種欲望之下,便只有盡其剝削人民的能事,設立種種的苛捐雜稅,田賦一年徵收十年、二十年,都是極平常的,於是人民生產力經營力低落了,農村開始崩潰,軍人還是安然地剝索,於是農民逃荒,土地荒蕪。這樣一個背景,便正是共產黨蔓延滋生的佳地。」(《復興月刊》第三卷第六、七期合刊:《川軍剿匪之經過》)

  紅四方面軍入川,田頌堯繼續在成都參加混戰。他在川北一角割地稱雄,從未和紅軍較量過,認為乘虛而入的紅軍,不過是些東流西竄的「殘匪」,就更不放在眼裡了。追擊紅軍的胡宗南、劉茂恩等蔣介石的嫡系部隊,要從陝南入川「進剿」,田頌堯怕請神容易送神難,拒絕他們進來。盤踞宣漢、達縣的老牌軍閥劉存厚,憂心忡忡,致信田頌堯示意他罷戰成都,回兵「剿赤」。田頌堯滿不在乎地回信說:「區區之災,何以老師費心!」他的如意算盤是,待成都之戰取勝後,再搬師「回剿」,通南巴仍是田家的天下。

  徐向前後來回憶說:當時,蔣介石和四川軍閥之間,四川軍閥本身之間,都有矛盾。我們利用這種矛盾,一是四川軍閥正在成都混戰,盤踞川北的田頌堯出兵參戰,後方空虛,首尾難顧。二是四川軍閥歷來割地自雄,不願意叫蔣介石的勢力進川。所以,追擊我們的劉茂恩部已經從陝南進萬源,又退回去了;胡宗南部已經從漢中進到川陝交界的地方,爬上了巴山,但四川軍閥也沒有讓他們進川。假定那時沒有四川軍閥的混戰的局面,我軍入川,他們就會一致對付我們,紅軍處境就困難得多嘛!假定那時四川軍閥和蔣介石之間沒有矛盾,蔣介石就可以從漢中調部隊過來,兩邊一壓,我們不僅很難進川,就是進去了也不容易站穩腳跟。(徐向前:《歷史的回顧》。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第257頁)

  紅軍總部設在通江縣城,徐向前和前線指揮部住巴中。部隊經過兩個月的艱苦轉戰,有了落腳地,有了糧食吃,有了衣服穿,滌盡滿身征塵,面貌煥然一新。戰士們興高采烈地說:

  「紅軍就是離不開山,離了大別山,到了大巴山。」

  「有山就有紅軍,通南巴可真是落腳的好地方!」

  紅四方面軍領導人決定:抓緊時機,深入發動群眾,開展土地革命鬥爭,建立以通南巴為中心的川陝革命根據地,並充分做好迎擊敵人進攻的準備工作。徐向前根據周圍的敵情,將三個師部署于巴中、南江一線,對付田頌堯的反撲;以一個師部署于通江及其以東地區,牽制劉存厚部,並保障戰略後方的安全;另以少許兵力監視陝南的敵人。

  川北沒有經受大革命洗禮,共產黨的活動一直處於薄弱狀態,群眾對共產黨知之甚少。紅軍新來乍到,要立腳生根,關鍵在於發動群眾。徐向前和陳浩昌法要求各部隊組成工作隊,分片包乾,分兵發動群眾,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各級紅色政權和群眾組織。徐向前在一次幹部會上說:「天下窮人是一家,群眾對你有了『一家人』的感情,才能相信你的宣傳,跟你鬧革命,否則,雷打他也不會動彈的。要使群眾相信,紅軍就是穿上軍裝、拿起武器的窮人,是窮苦人自己的隊伍,是全心全意幫助窮人翻身解放的。」工作隊的幹部、戰士按照徐總指揮的指示,深入到老鄉家裡,什麼髒活累活都幹,很快就打破外地人同本地人、軍隊同老百姓之間的界限。

  農民渴求土地和糧食。「打倒土豪劣紳」、「土地歸農民所有」、「破倉分糧」、「平分土地」等口號,有極大的動員力、號召力。有了紅軍撐腰,「精巴子」們敢於起來向地主老財討還血淚債了。士豪劣紳喪盡往日的威風,被農民踩到腳下。每次開倉分糧,就像趕集似的,從四面八方湧來衣衫襤樓的人群,互相訴說著紅軍的恩德,歡天喜地,領回了分得的糧食、財物。

  1933年2月中旬,在通江縣城召開了川陝省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大會宣佈以《中華蘇維埃憲法大綱》為根本大法,通過了《川陝省蘇維埃臨時組織法大綱》,正式成立了省工農民主政府,將現有地區劃為紅江、赤江、赤北、南江、巴中五縣和巴中特別市及陝南特區,建立各級蘇維埃政權機構。赤衛隊、兒童團、宣傳隊、俱樂部、洗衣隊、縫紉隊、運輸隊、代耕隊、耕牛農具合作社等,如雨後春筍般地建立起來。從縣城到鄉村,結成一張縱橫交織的巨網,把大多數貧苦農民團結和組織起來。依靠這些組織,紅軍的糧食、兵員、服裝、運輸等問題,都較好地得到解決,少數地主武裝的叛亂活動,也及時被粉碎了。

  川北婦女勤勞而勇敢,是一支革命生力軍。徐向前率紅軍剛翻過大巴山,就見打赤腳的女孩子跑來,主動給部隊帶路。田野裡、山坡上,見到的多是婦女在勞動,砍柴、背糧、挑糞、耕田。有些婦女身後背著娃娃,照樣幹活。婦女們掙扎在水深火熱中,流行的說法是:「馬有籠頭豬有圈,婆娘有個男子漢。」「只有男州,沒有女縣。」她們不僅受軍閥、地主、官吏的剝削壓迫,而且受夫權的統治。男子大都染有抽鴉片的惡習,「癮君子」的勁頭上來,賣兒、賣女、典妻,使婦女的命運更為悲慘。紅軍來了,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規定婦女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使她們見到了天日。第一次省工農代表大會,就有30多名婦女代表出席,有11名被選進省蘇維埃機構工作。廣大婦女積極參加革命活動,踴躍參加婦女委員會,參加紅軍。方面軍組建了婦女獨立營(後改編為獨立團),成為中國工農紅軍的唯一正規婦女武裝隊伍。

  川北的士匪很多,聚嘯在高山密林間,打家劫舍,綁架殺人,群眾恨之入骨,叫他們「棒老二」。紅軍入川後他們與逃進山林的惡霸地主、散兵游勇狼狽為奸,經常偷襲紅軍,殘害革命群眾。各種封建會道門組織也在土豪劣紳的操縱下,發展會員,囤集槍支,伺機發動叛亂。巴中有個「蓋天党」,會員達2000多人。徐向前、陳昌浩採取軍事打擊與政治瓦解相結合的方針,令各部隊剿滅土匪,解散會道門組織,一批土匪和會道門頭目、骨幹,被活捉公審。群眾高興地說:「有紅軍在,我們再也不怕『棒老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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