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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


  徐向前見到省委派來的人,千難萬苦全不提,只說:「沒有什麼,苦慣了就不覺得苦了。」

  陳鬱問了部隊的情況,感歎地說:「省委的同志只知道你們處境艱難,想不到難到這個地步!往後怎麼辦好呢?」

  徐向前沉思了一會,微笑著說:「有山有水,有野菜,還有熱水洞的溫水能洗澡,只要下決心堅持下去,敵人是不可怕的。」對革命的前途他仍充滿著樂觀精神。

  陳郁從徐向前堅定的信念、樂觀的精神,得到了欣慰。他們坐在草棚裡,交談著,籌劃著。談話間,徐向前第一次聽到陳郁說「現今革命處於低潮」。在此以前,中共廣東省委的指示和信件,不是大談「迎接革命高潮」,就是要紅軍「反攻」。如果省委領導上早些認識到這個形勢,採取相應的措施,東江的局面就不會落到這個地步。

  教訓是深刻的,埋怨、洩氣不是革命者的風格。徐向前懷著革命家的膽略,準備長期鬥爭下去。他相信,黑暗是暫時的,黎明終歸會到來,革命一定會勝利。

  徐向前和紅軍戰士,繼續堅持東江的遊擊戰爭。

  1929年1月,東江特委根據中共廣東省委的決定,通知紅四師所剩人員,分散分批撤出海陸豐。當前幾批人撤走後,最後一批20多人才由徐向前和黨代表劉校閣各帶一部分分頭撤出。

  徐向前帶領十餘人,秘密地沿著省委佈置的轉移路線,從海豐附近蓮花山的熱水洞出發,經惠州乘汽車到樟木頭,再轉火車安全抵達九龍。

  九龍和香港、新界,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1860年被英國強佔。此時,九龍有中共廣東省委機關。徐向前到九龍後,住在廣東省東省委租的一座小樓裡,單門獨院,比較安全,還有位工人負責照顧他們。劉校閣帶的那一路,自惠州與徐向前他們分手後,原約定在九龍會合,徐向前和同志們一等再等不明下落,估計是遇難了。在九龍,徐向前看到了中共中央印發的「六大」文件,並且有機會靜下心來,對東江遊擊戰爭進行認真的思考。

  「我們在九龍住了一個多月的時間,主要是學習「六大」文件。文件用《牡丹亭》之類的小說封面偽裝著,是鉛印的。這是我第一次有時間坐下來,安安靜靜地閱讀黨的決議。『六大』的決議,寫得很好,讀起來很解渴。例如,關於中國革命的性質和民主革命的十大綱領,關於當時革命處於低潮時期的論斷,關於既要反對右傾投降主義又要反對『左』傾盲動主義的問題,關於建立工農紅軍和發展根據地任務,等等,都在我的腦子裡留下了深刻的印記。特別是聯繫到大革命失敗後自己的親身經歷和見聞,使我進一步認識到,無產階級的軍事鬥爭,離不開正確政治路線和策略的指導。否則,將一事無成。」

  關於東江遊擊戰爭,徐向前總結的教訓是:「第一,在對形勢估計上,只看到海陸豐地區的局部『高潮』,而忽略了全國革命處於低潮的總特點。那個時候動不動就講『高潮』、『進攻』,說什麼敵人『潰不成軍』、『臨死還要踢破三床草席』,盲目性很大。因而,對於軍閥勢力的聯合進攻及鬥爭的艱巨性、長期性缺乏應有的準備。敵人的『進剿』來臨,步步被動,束手無策。第二,在革命道路問題上,仍是奪取城市為中心的思想作祟,未樹立農村包圍城市的思想。所謂『反對上山主義』,反對去粵贛邊界堅持遊擊戰爭,便是證明。第三,在軍隊建設上,沒有正確解決主力紅軍與地方武裝的關係。搞根據地,搞遊擊戰,一定要有核心力量。核心就是主力部隊,只有不斷加強主力部隊的建設,使之與地方武裝和人民群眾的鬥爭有機結合,才能戰勝敵人,發展根據地。而特委的方針卻與此相反,失敗的命運當然是不可避免的。第四,在遊擊戰的戰術上,不懂得避強擊弱,有進有退,有遊有擊,而是硬碰硬,搞拼命主義。『以卵擊石』,焉有成功之理!總之,那個時候我們黨還缺乏武裝鬥爭經驗,出現這些問題並不奇怪」(徐向前:《歷史的回顧》。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第66-67頁。)

  ※第五章 初到大別山

  §粉碎三次「會剿」

  徐向前穿過敵人層層關卡,機智地擺脫掉一次次盤查,於1929年春,從九龍乘船到達上海。

  上海,對於徐向前來說,已是舊遊之地。1924年春,他抱著投身國民革命的理想,從山西千里迢迢來到這裡報考廣州黃埔軍校。那時,他的心情是多麼激動而愉快!然而5年後的今天,當他再次踏上這塊土地的時候,心情卻是那樣沉重。這5年間,中國的革命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徐向前飽經了大革命的風風雨雨。他親嘗了廣州起義失敗的痛苦,經歷了東江地區一年多艱苦的遊擊戰爭的磨煉。雖然是痛苦多於歡樂,失敗多於成功,然而,從鬥爭中,他一天天成熟起來。

  到上海後,徐向前住進了地下黨的「交通」為他安排的住處,很少上街。暮春三月的龍華桃花,四月初八的靜安寺廟會,還有那城隍廟、先施公司、永安公司等,他都無心思去遊逛。他急切地等候著黨的指示。

  5月的一大,地下黨的「交通」告訴徐向前,中央軍委的一位負責人要和他談話。徐向前聽到這個消息,既高興又緊張。他不知道,要見他的是誰,又會分配給他什麼任務?要讓他談談東江鬥爭的情況嗎?從何談起呢?經過這一年多的武裝鬥爭,他感到教訓很多,對許多問題,特別是對東江地區的鬥爭,是有一些想法,他想,同中央負責同志見了面,好好陳述一番自己的意見。他想要求黨中央再派他去搞軍事工作。他認為現在不抓武裝不行,和敵死拼硬戰也不行,要有一套新的辦法。

  一天,徐向前正在住處看書。一個穿長袍、著布鞋的商人模樣的人來找他,這個人是誰,沒見過,不認識,也不敢問,因為在白區十分強調遵守保密紀律。按照規定的聯絡暗號,他們兩人接上了頭,來人機警地看了一下四周,進門後把門關好,便開門見山地對徐向前說:

  「聽說你急於要求工作,想做什麼?」

  徐向前說:「什麼工作都行,最好還是叫我去搞軍事工作。」

  「那好,我們想到一塊去了。」那人笑笑說,「最近,中央接到鄂東北特委的報告,那裡的紅三十一師師長吳光浩在最近一次戰鬥中犧牲了,他們正缺軍事幹部,中央軍委研究了他們的要求,準備讓你去大別山搞軍事工作。你有什麼意見嗎?」

  徐向前毫不猶豫地說:「沒有意見,服從組織的決定。」

  來人聽了點了點頭說:「好,你準備一下走吧,這次同你一起去的,還有兩個同志,一個叫何玉琳,是鄂東北特委派來彙報工作的,他對鄂東北的情況比較熟,在路上你們可以再深談,另一個叫桂步蟾,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生,你可能會認識,他也是去那裡工作的。出發時間再通知你。」

  談話簡短,卻給徐向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徐向前後來得知,來人就是中央軍委書記楊殷。

  楊殷是廣州起義的領導人之一,廣東中山縣人,1892年出生,1922年冬加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曾任中共廣東省委委員,領導過省港大罷工。在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候補委員。這次,徐向前同他是第一次見面,也是最後一次見面。徐向前離開上海不久,由於叛徒白鑫出賣,楊殷8月24日在上海被捕,30日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于龍華,時年37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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