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回憶錄(110)

一一〇

　　鹿鐘麟到來時，黨中央從國共合作抗戰的大局出發，對我們作了如下指示：「與鹿談判原則為要求鹿對一切維持現狀，承認既成事實，不妨害華北抗戰，軍事行政照既定方針進展。談判時我們的要求不妨稍高，如須讓步時，待鹿提出方案後再說。」本著這一精神，我們在南宮召開了冀魯兩省各方人士和群眾參加的盛大歡迎會，並與鹿進行了初步的談判。參加談判的有我和楊秀峰、宋任窮、陳再道等同志。中心內容是雙方應合作抗戰；請鹿承認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為唯一政權機構；已經當選的行署、專署領導人及各縣縣長，可由鹿以「省府主席」的名義，正式委任等。鹿鐘麟是雜牌軍出身，新來乍到，對我們的態度還算友好。他表示，自己一無槍炮，二無軍隊，今後抗戰要多靠八路軍，大家同舟共濟，遇事互相商量等。但他有蔣介石的「使命」在身，周圍又有一批國民黨「眼線」，身不由己，除了說些冠冕堂皇的話以外，實質性的問題一個也沒解決。那時，我們還想爭取他，一次談不成不勉強，以後還可以慢慢地談嘛！

　　我黨北方局代表朱瑞，也來到冀南，會見了鹿鐘麟。雙方商定，趁迎接鹿的冀魯兩省頭面人物都在，召開一次兩省軍政聯席會議，進一步推動抗日力量的合作與發展。會議是在南宮縣城召開的，出席的有三十餘人。朱瑞同志作了較長時間的發言，分析了抗日的形勢，闡明我黨的抗戰決心及統一戰線政策，高度評價范築先先生與八路軍合作抗戰的愛國行為，對「鹿主席」來到敵後抗戰，表示熱烈歡迎。范築先及國民黨代表韓梅岑、邵鴻基等，相繼發言，均表示願意加強國共團結，合作抗戰。會議的氣氛，比較融洽。

　　但不久，我們就發現，鹿鐘麟、韓梅岑等人，當面說的好聽，背地裡卻在搞鬼名堂。他們四處網羅反共武裝勢力，以孫良誠為遊擊總指揮，張蔭梧為河北民軍總指揮，將民軍趙雲祥部及雜色武裝胡和道等部拉了過去，還與山東的反共專家沈鴻烈結成「冀魯聯防」，同八路軍對抗。九月下旬，胡和道勾結棗強縣的會道門組織，向我駐姚屯的一個連進攻，殺害戰士十多名，並包圍棗強縣城，叫囂「撤換縣長，驅走八路」。經我方強烈抗議，鹿被迫宣佈解散胡和道收編的會道門組織，交還我被俘人員。不久，趙雲祥又將新河縣抗日群眾團體戰委會解散。十月底，鹿鐘麟竟以南宮縣長趙鼎新在給他寫的工作報告中，書寫「鹿主席」時未抬頭另行，有失尊敬為理由，提出撤換趙的縣長職務。在此同時，他們還單獨任命了一批專員、縣長、區長，造成我根據地內雙專員、雙縣長、雙區長並存的混亂局面。

　　十一月中旬，日寇對冀南進行第一次「掃蕩」，南宮失守。鹿鐘麟等人倉皇逃往棗強，我行政主任公署機關轉移到廣宗活動。粉碎敵人「掃蕩」後，日軍放棄南宮。鹿搶先返回，竟以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不知去向」為藉口，宣佈予以撤銷。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們當即採取了反擊措施：派一個營的兵力進駐南宮「保護」鹿主席，如國民黨武裝前來挑釁，迫不得已時即堅決回擊；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也回南宮辦公，行使職權，你搞你的，我搞我的，有的問題「先斬後奏」，有的則「斬而不奏」；廣泛動員群眾，開會慶祝八路軍收復南宮的勝利，掀起反對趙雲祥解散新河群眾抗日團體、反對取消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的請願運動；我各專區專員、縣長、區長一律照常行使職權；各基幹遊擊隊和群眾團體提高警惕，防備國民黨突襲等。鹿鐘麟見大勢不妙，南宮沒有立足之地，被迫返回棗強、冀縣一帶去了。

　　在棗強、冀縣，鹿鐘麟等人依靠反共武裝勢力，繼續為非作歹，破壞抗戰。他們任意解散抗戰群眾團體，殺害、活埋共產黨員和進步分子，橫徵暴斂，塗炭群眾，拒絕與我黨代表談判，激起了公憤，各群眾團體紛紛組織請願團，要求鹿鐘麟停止破壞抗戰的罪惡活動，追查兇手。「驅鹿」的呼聲，遍及冀南城鄉。蔣介石為了給鹿鐘麟壯膽打氣，又任命他為冀察戰區總司令。這時，石友三、高樹勳部要求開來冀南抗日。該部是西北軍的，在張北抗戰中有一定貢獻，當時算愛國官兵。中央指示我們，應對石、高部採取歡迎的態度，使之「能與我親密合作以打破鹿勾結石、高排擠八路軍之企圖，而使鹿陷於孤立，迫使鹿進步」。省委、行政主任公署和部隊，在領導群眾「驅鹿」的同時，積極進行迎接石、高部的準備工作。

　　就在這時，我害了一場大病，高燒十多天，身體虛弱不堪。十二月下旬，石、高部開來南宮。幸好伯承、小平同志均來到冀南，直接負起領導重任，我的擔子就減輕了。分工由劉伯承、宋任窮重點做鹿鐘麟的工作，鄧小平、劉志堅則重點做石友三、高樹勳的工作。小平同志去延安剛回來，帶來了六中全會的精神，批判王明的右傾投降主義，要在部隊和地方党中傳達貫徹。與石友三部的聯繫，劉志堅出面多些。在這期間，石友三保持了中立，對我們有利，後來才向右轉。鹿鐘麟頑固不化，繼續反共，弄得聲名狼藉，於一九三九年春逃往冀西。

　　冀南的反摩擦鬥爭，很有意義。中央認為「獲得了很大成績」，「要總結過去的經驗以供『七大』討論的材料，因為這個區域是摩擦厲害的地方。」

　　§平原遊擊戰

　　我河北平原抗日根據地和遊擊區的形成，嚴重威脅日軍後方及平漢、津浦兩大交通命脈，大大增加了敵人的後顧之憂。冀中、冀南、冀東根據地，是日寇「掃蕩」的主要目標。

　　一九三八年九月，日軍在進攻廣州、武漢的同時，向冀中根據地發起大規模圍攻。種種跡象表明，「掃蕩」冀南，亦是指顧間的事。根據總部和師部的指示精神，十月下旬，我們在南宮縣城召開營以上幹部會議，專門佈置反「掃蕩」的準備工作。我在會上作了報告，分析了當時的形勢，估計敵人在佔領武漢後，必然打通平漢線，鞏固平漢線兩側，抽兵「掃蕩」我敵後根據地。那時，毛澤東同志的《論持久戰》和《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兩篇文章，已發營以上幹部學習，起到了統一部隊思想，增強勝利信心的作用。我讀得很仔細，隨身攜帶，反復閱讀，對毛澤東同志的偉大戰略思想和預見事變進程的能力，由衷敬佩。

　　我們的反「掃蕩」準備工作，以這兩篇著作為指南，結合冀南的敵情、我力及地形、群眾條件，著重解決如何堅持平原遊擊戰的問題。在冀南平原作戰，有利條件是：群眾已經發動和組織起來，對慘無人性的日寇極端仇恨，與八路軍形成了魚水關係；地勢遼闊、平坦，鄉村稠密，便於我軍分散和周旋；敵人兵力有限，供應不足，不可能佔領全部縣城和村落，一次「掃蕩」的時間，亦不會太久；我主力部隊長於運動、夜襲、伏擊，戰術靈活多樣，士氣旺盛。不利條件則是：平原地區，交通方便，利於敵人運動和增援；城池堅固，被敵佔領固守，我不易奪回；根據地剛剛形成，部隊和群眾缺乏平原遊擊戰的經驗；國民黨故意製造摩擦，我們既要對付日寇的進攻，又要對付國民黨的破壞，處在兩面應付的地位；一些隱藏的漢奸，尚未徹底清查出來。據此，我們提出如下反「掃蕩」措施：（一）儘快籌集大批糧食、衣物、款項，做好物資準備。（二）向冀中學習，採取多挖路溝、設路障及破壞道路、空舍清野的方法，遲滯敵人。（三）分散作戰，靈活制敵。不要死守縣城和村落，而是依託廣大鄉村，分散遊擊，與敵周旋，會躲會藏會打；不打則已，打則必勝，晝伏夜襲，打了就走。（四）堅決鎮壓漢奸，警惕國民黨製造摩擦，防止新編雜色武裝倒戈等。會後，由行政主任公署下達緊急動員令，根據地軍民開始了緊張的反「掃蕩」準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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