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回憶錄(99)

九九

　　「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這句古話，指的就是軍事指揮上的機斷專行問題。寓於其中的經驗教訓，不知是用多少人的流血代價，才換來的。對於一支獨立作戰的軍隊來說，指揮員能否根據作戰任務和戰場情況，機斷專行，靈活制敵，往往能對戰局發生決定性的影響。戰場實際紛雲複雜，千變萬化，許多重大問題，要靠身臨其境的前線指揮員隨機應變，「先斬後奏」，果斷處置。駕馭戰局，指揮戰爭，如果不敢從實際出發，獨立判斷情況，定下決心，而是翹首望天，——切唯上，這叫盲目性、機械性。要想不受戰爭實際的懲罰，是不可能的。

　　西路軍的失敗，與戰場指揮上的缺乏機斷專行，密切相關。造成這種狀況，有兩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上級統得過死，未給戰場最高指揮官以應有的自由權。西路軍雖擔負著一個獨立作戰方向的戰略性任務，但每一步行動，均需請示報告，不折不扣地照上級指示去辦。上面叫往西就往西，叫往東就往東，叫停就停，叫走就走，指揮員毫無機動自主的權力。有些指示明明行不通，但不問實際情況如何，硬要下面貫徹執行。尤其是河東紅軍的戰略行動部署，既不向西路軍通報，又要求西路軍配合，令人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古人說：為將之道，「知理則不屈，知勢則不沮，知節則不窮。」（蘇洵；《Jb術》）這話很有道理。所謂「理」、「勢」、「節」，指的就是全域性的東西。指揮員駕馭一個獨立作戰方向，不瞭解全域形勢，不明白局部戰爭同全域戰爭的關係，打的便是糊塗仗。難免如墜五里霧中，暈頭轉向，縮手縮腳，無所適從，豈有應變自如，「不屈」、「不沮」、「不窮」之理？

　　另一方面，西路軍一把手陳昌浩思想上有包袱，患得患失，當斷不斷。他是軍政委員會主席，政治委員，有最後決定權，對西路軍的行動，能起「拍板」的作用。但是，這個同志的精神狀態，很不理想。原因是他在紅四方面軍南下期間，一度支持過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後見共產國際不承認張國燾的那一套，知道自己犯了錯誤，包袱沉重，不易解脫。他曾向我流露過：南下的事，共產國際肯定對四方面軍另有看法。為了四方面軍的前途，今後應唯共產國際和黨中央的意見是從。

　　陳昌浩同志願意改正錯誤，緊跟中央，無可非議，但是，作為一個党的高級幹部，決不允許夾雜某種個人得失或山頭主義的情緒在內。黨內鬥爭嘛，誰能一貫正確？犯了錯誤，該檢討就檢討，該工作就工作，沒有必要迫不及待地去表白自己，洗刷自己，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在西路軍期間，陳昌浩自始至終以緊跟中央、「回到」正確路線上來而自居。對於上級的指示，奉為金科玉律，不敢越雷池一步，簡直到了一切「唯上」的盲從地步。至於敵我力量對比如何，戰場實際如何，哪些行不通的指示應向上級反映，哪些事關全軍命運、戰局勝負的問題需要機斷處置，則一概置諸腦後。我們之間的兩次爭論，便充分證明了這一點。他不僅不反躬自省，反倒要對我「開展鬥爭」哩！結果，使西路軍失去戰機，作繭自縛，步步被動，直至不堪收拾。我作為軍政委員會副主席、西路軍總指揮，雖向上級和陳昌浩提出過不同意見，但不無顧忌。特別是在受到中央指責的情況下，心情憂悶，不想吭聲，縮手縮腳，教訓是很深刻的。

　　西路軍的失敗，發生在西安事變後的複雜歷史關頭。這也是蔣介石利用和談，玩弄兩面手法，乘機加速消滅紅軍力量所致。事實證明，想通過談判，要蔣介石制約二馬，保存西路軍，是不現實的。革命力量的生存和發展，必須放在依靠自己、依靠人民的基點上。「反動勢力對於人民的民主勢力的原則，是能夠消滅者一定消滅之，暫時不能消滅者準備將來消滅之」。（《毛澤東選集》第一〇八〇頁）這是顛撲不破的真理，是階級鬥爭的規律使然。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西路軍的失敗，雖是党在土地革命戰爭向抗日戰爭過渡時期遭受的一次嚴重挫折，但由於黨的全域路線是正確的，因而終於衝破重重困難，贏來了全民族「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嶄新局面，歷史的潮流不可阻擋。一個偉大鬥爭時期的新曙光，出現在東方地平線上。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英勇紅軍，將在民族革命鬥爭的烈火中，經受更為嚴峻的鍛煉和考驗，領導全國人民，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國。

　　※第十五章　奔赴抗日前線

　　§「七·七事變」前後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為國共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實現全面抗戰，奠定了基礎。

　　一九三七年五、六月間，華北的局勢，十分危急。日本帝國主義野心勃勃，正調動大批軍隊，分途向北平、天津集中，準備大規模地發動侵略戰爭，企圖攫取華北，進佔全中國。蔣介石迫於形勢，不得不在廬山舉行談話會，陸續邀集各地軍政首腦和社會名流，商談「國事」。為促進廬山會談向有利於國共合作、全面抗戰的方向發展，擊破親日派製造內戰、賣國投降的陰謀，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先後派出一批領導幹部，去山西、河北、綏遠、甘肅、四川、兩湖、兩廣、福建、上海、南京、北平等地，多方與各界上層人士接觸，宣傳我黨抗日救國綱領和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消除地方實力派的疑慮，進而影響廬山談話會，促使蔣介石定下抗戰決心。在這方面，周恩來、劉少奇、董必武、林伯渠、葉劍英、謝覺哉、張雲逸、薄一波、彭雪楓、南漢宸、潘漢年等同志，都作出了重要貢獻。

　　延安已是舉國矚目的抗日聖地。一九三七年六月，我從西安飛抵延安後，住在舊城東北角上，距毛主席、朱總司令的住地不遠。街上到處張貼著宣傳國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傳單和標語。各地的愛國青年，衝破國民黨的層層封鎖，絡繹不絕奔向這裡。延安這座充滿青春活力和抗日氣氛的古城，與國民黨統治的西安，簡直不可同日而語。

　　剛回延安，我曾看望過毛澤東、朱德、張聞天、劉少奇、李富春等同志，也看過張國燾。關於西路軍失敗的情況，都和他們談過，富春同志還送給我一本書看。紅四方面軍的一些同志，也常來看我。那時，清算「國燾路線」的高潮剛剛過去，四方面軍的幹部被弄得灰溜溜的，抬不起頭來，心情不舒暢。他們和我談起這類事情的時候，我只好規勸同志們以大局為重，團結為重，要經得起黨內鬥爭的考驗。現在看來，清算「國燾路線」，批判他的分裂主義行為，是至為必要的，但波及面太寬，使一批四方面軍幹部，受到了不應有的傷害。最突出的，抗大搞出個「反革命事件」，關押了許世友等數十名高級幹部，罪名是「組織反革命集團」、「拖槍逃跑」、「叛變革命」等。

　　六月間召開公審大會，將許世友、王建安、洪學智、詹才芳等人，分別判處幾個月至一年的徒刑。其實，這是個冤案。起因在於抗大清算「國燾路線」，矛頭指向四方面軍的學員，整得好苦，引起強烈不滿情緒。許世友他們議論過，在延安呆不下去，就回鄂豫皖或川陝根據地，打遊擊去！不知被什麼人報告上去，就變成了「反革命事件」，株連一大片。毛主席大概察覺到有問題，要我去看看許世友等人，做點工作。我去了一趟，眼見他們被關在監獄裡，心裡很不是滋味。說了幾句安慰的話，便告辭而歸。

　　海倫·福斯特·斯諾女士訪問了我。她當時是著名美國記者斯諾先生的夫人，對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深切同情，對工農紅軍的英勇鬥爭十分欽佩。我身體不好，每次談話不能太長，斷斷續續地和她談過幾次，著重介紹海陸豐、鄂豫皖和川陝革命根據地的人民群眾與紅軍的鬥爭歷史。有位同志當翻譯，大概是陳家康，記不準確了。海倫女士提出不少問題，我一一作了回答。她回國後，整理成一篇訪問記發表，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革命的正義性、艱巨性及終將勝利的歷史必然性。這篇訪問記是忠實、公正、客觀的，表現了作者的優良品德和對中國人民的深情厚誼。她對我講的紅軍之所以具有不可戰勝的力量，作了如下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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