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回憶錄(83)

八三

　　我軍百丈決戰失利，教訓何在呢？第一，對川軍死保川西平原的決心和作戰能力，估計不足，口張得太大。川軍是我們的老對手，被紅軍打怕了的，歷次作戰中往往一觸即潰，聞風而逃。但這次卻不同。經過整編，蔣介石向各部隊都派了政工人員，多數軍官又經峨嵋軍官訓練團的訓練，敵軍的戰鬥力有較大加強。為確保成都平原，劉湘親自坐陣，不惜代價，揮軍與我死打硬拚。加上敵人兵力眾多，運輸方便，地形熟悉，保壘密佈，炮火強大諸條件，便成了難啃的硬骨頭。

　　戰役過程中，薛嶽部又壓了上來。對於這些情況，我們戰前缺乏足夠估計，想一口吞掉敵人，打到川西平原去。這是導致決戰失利的主要原因。第二，與此相聯繫，我軍高度集中兵力不夠。劉湘在這帶集結的兵力，達八十個團以上，縱深配備，左右呼應，憑碉堅守。我們只集中了十五個團的兵力進擊，一旦遇到敵人的拚死頑抗和反撲，深感兵力不足，捉襟見肘。部隊兩過草地，體力消耗很大，乍到新區，人地生疏，群眾還沒發動起來，無法積極配合紅軍作戰。

　　這樣，就難以取得戰役戰鬥中的優勢地位。第三，戰場的選擇失當。百丈一帶，地勢開闊，部隊的集結、隱蔽、攻防受很大限制，極易遭受敵機襲擊與炮火殺傷。當敵發起反攻時，我軍處在十餘裡的長弧形陣地上，三面受敵，相當被動。另外，部隊習慣于山地戰、隘路戰，而對平地、水田、村落戰鬥，則缺乏經驗。有些幹部到了平川地帶，連東西南北都辨別不清；敵機來了，無法對付；部隊撒出去作戰，抓不住，收不攏，影響了指揮信心。仗打得比較亂，有的部隊「放了羊」；有的部隊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協同配合不好；有的部隊不講戰術，增大了傷亡。如此種種，都與我們在戰役指導思想上的急躁和輕敵有關。廣大指戰員的浴血奮戰精神，是可歌可泣的。

　　百丈決戰，是我軍從戰略進攻轉入戰略防禦的轉折點，也是張國燾南下方針碰壁的主要標誌。戰後，我軍遂以鞏固天全、蘆山、寶興、丹巴地區為中心任務，在這帶與敵相峙，發動群眾，準備過冬。紅軍總部和方面軍總部，住蘆山城北的任家壩。

　　那年冬季，天氣異常寒冷。臨近川中盆地的寶興、天全、蘆山，本屬溫熱地區，冬日氣候較暖，但卻一反往常，下了十多年未遇的大雪。位於大小雪山——折多山和夾金山附近的丹巴、懋功地區，更是漫山皆白，地凍三尺。部隊派出籌集糧食、犛牛的人員，大都得了雪盲症，有些同志凍死在雪地裡。當地人口稀少，糧食、布匹、棉花無繼，兵員擴充有限。敵軍重兵壓迫，戰鬥不止。我軍處境日趨艱難，廣大指戰員愈來愈清楚地認識到，張國燾的南下方針是錯誤的。

　　§柳暗花明

　　正當我軍南下碰壁、處境困難的時刻，黨中央的民族統一戰線策略和團結對敵的方針，及時傳來，給全軍帶來了希望，帶來了力量。這是一個轉折關頭，在紅四方面軍的發展史上，有重要意義。

　　我軍南下期間，全國的政治形勢發生了急劇變化。日本帝國主義對華北的露骨侵略，我黨「八一宣言」的發表，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陝北的勝利，白區地下黨組織的英勇鬥爭，推動全國的抗日救亡運動，走向新的高潮。十二月九日，北平爆發了大規模的學生運動，矛頭直指日本侵略者和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其勢如波燾洶湧，席捲全國，標誌著中華民族的偉大覺醒。這時，共產國際已派張浩同志（林育英）回陝北，與黨中央取得了聯繫。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局在瓦窯堡會議上，作出了《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議》，進一步確立了党的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路線。不久，即將這個決議的基本內容和張浩回國的消息，向紅軍總司令部和四方面軍作了通報。

　　張國燾雖掛起了分裂黨的偽中央招牌，但一直不敢對外公開宣佈，也沒有中斷同黨中央的電臺聯繫。據我觀察，他是作賊心虛，騎虎難下。

　　張國燾的「中央」，完全是自封的，並不合法。既未按黨規黨法，經民主選舉產生，又未向共產國際報告，得到批准。那時，中國共產黨是隸屬共產國際的支部之一，一切重大問題的決定，必須經共產國際認可，方能生效。張國燾是老資格的政治局委員，當然更明白這一點。他深怕公開打出另立「中央」的旗號後，一旦被斯大林和共產國際否決，局面將不堪收拾。特別是王明、博古等人，都是共產國際的「寵兒」，斯大林決不會輕易否定他們。張國燾對此頗有顧慮，要給自己留條退路，便不敢把事情做得太絕。

　　朱德同志堅決反對另立「中央」，對張國燾也起了有力的制約作用。朱德總司令在党和紅軍中的巨大聲望，人所共知。也只有他，才能同張國燾平起平坐，使之不敢為所欲為。自從張國燾另立「中央」起，朱德同志就和他唱對臺戲。他同張國燾的鬥爭，絕不象「左」傾教條主義者那樣，牙齒露得越長越好，而是心平氣和，以理服人，一隻手講鬥爭，一隻手講團結。

　　我去紅軍總部彙報工作時，曾不止一次地見過他同張國燾談論另立「中央」的問題。他總是耐心規勸張國燾，說你這個「中央」不是中央，你要服從黨中央的領導，不能另起爐灶，鬧獨立性。張國燾就勸朱德同志出面，幫他做黨中央的工作，要中央承認他的「中央」是合法的，是全黨的唯一領導。倆人的意見，針鋒相對，誰也說不服誰，但又不妨礙商量其他軍事行動問題。張國燾理不直，氣不壯，矮一截子，拿朱老總沒辦法。朱總司令的地位和份量，張國燾是惦量過的。

　　沒有朱德的支持，他的「中央」也好，「軍委」也好，都成不了氣候。張國燾是個老機會主義者，沒有一定的原則，沒有一定的方向。辦起事來，忽「左」忽右。前腳邁出一步，後腳說不定就打哆嗦。朱總司令看透了他，一直在警告他，開導他，制約他。因而張國燾心裡老是打鼓，不敢走得更遠。

　　南下以來，我一直支持朱總司令的意見，幾次勸張國燾放棄第二「中央」，但他就是不聽。我毫無辦法，心裡很不痛快，常常藉口軍事工作忙或身體不適，不去參加總部的會議。有段插曲，我印象很深。百丈戰鬥後，我們前敵指揮部收到黨中央發來的一份電報，說中央紅軍在陝北打了個大勝仗，全殲敵軍一個師。這就是直羅鎮戰役。我很高興，拿著電報去找張國燾。我說：中央紅軍打了大勝仗，咱們出個捷報，發給部隊，鼓舞鼓舞士氣吧！張國燾態度很冷淡，說：消滅敵人一個師有什麼了不起，用不著宣傳。我碰了一鼻子灰，轉身就走了。心想：這個人真不地道，連兄弟部隊打勝仗的消息，都不讓下面知道。

　　可是，沒過幾天，張國燾又准許在小報上登出了這條消息。從這個小小的側面，也能反映出他那種七上八下的心理狀態。消息傳開，中央紅軍北上的勝利與我軍南下的碰壁，成了鮮明對比。張國燾散佈的中央「率孤軍北上，不會拖死也會凍死」、「至多剩下幾個中央委員到得陝北」的謬論，不攻自破。不少同志竊竊私議：「還是中央的北上方針對頭」，「南下沒有出路」，「我們也該北上才對」。全軍要求北上的呼聲日漸高漲起來。

　　張國燾上不著天，下不著地，心裡著慌。特別是張浩來電，傳達共產國際的指示，肯定中央北進路線是正確的，高度評價中央紅軍的英勇長征，這對張國燾的分裂主義，無疑是當頭一棒。這個時候，陳昌法也轉變了態度，表示服從共產國際的決定。孤家寡人的張國燾，被迫「急謀黨內統一」。朱總司令和大家趁機做他的工作。我們還是老主意：取消這邊的「中央」，其他分歧意見，待日後坐下來慢慢解決。為了給張國燾一個臺階下，有同志提出，這邊可組成西南局，直屬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領導，暫與陝北黨中央發生橫的關係。這個過渡性的辦法，大家認為比較合適，張國燾能夠接受。經與中央協商，中央表示同意。

　　一九三六年一月下旬，張國燾在任家壩召集會議，討論黨中央發來的「十二月決議」要點。出席會議的有朱德、陳昌浩、我、周純全、傅鐘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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