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回憶錄(71)

七一

　　孟夫子說過：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孟子》）欲有所得，必有所失。在周圍敵人的重兵壓迫下，我們要集中主力出擊甘南，發展新區，就得準備捨棄川陝根據地的一部分或大部地盤，甚至暫時變根據地為遊擊區，日後伺機再圖恢復。下不得這個決心，是不行的。這是衝破敵人「川陝會剿」計劃的需要，保存自己和消滅敵人的需要。從戰略指導原則上看，應當允許的。相反地，不顧敵情我力，企圖固守一地，死打硬拼，結果只能斷送紅軍的力量，實為兵家之大忌。

　　毛澤東同志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指出：敵人的強大和紅軍的弱小，是中國革命的一個基本特點。因此，「革命根據地只有鄉村和小城市。其區域開始非常之小，後來也並不很大。而且根據地是流動不定的；紅軍沒有真正鞏固的根據地。」（《毛澤東選集》第一七四頁）井崗山時期，為打破湘贛兩省敵人的「會剿」，毛澤東同志親率紅四軍主力，離開井崗山，轉移到贛南、閩西，勝利建立了新的革命根據地。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前夜，面對敵人重兵包圍的嚴重形勢，他又建議主力紅軍應跳出內線，向閩浙贛進軍，伺機打回根據地。但可惜被教條主義者所拒絕，終於招致了反「圍剿」的失敗。可見，那種在強敵壓境的情況下，不計後果，死死抱住根椐地固守的觀點，理論上是錯誤的，實踐上是有害的。

　　第二，川陝根據地民窮財盡。革命根據地要支持戰爭，支持紅軍的存在和發展，離不開必要的人力，物力，財力。紅軍打仗，一要吃飯，二要穿衣，三要兵員，四要：武器彈藥。沒有這些，所謂保存自己，消滅敵人，便是空：想。川陝根據地後期的情況，可以用四個字概括；民窮財：盡。要糧沒糧；要衣沒衣，要兵員補充沒兵員補充，別說部隊打仗，就是生存都成了問題。如果敵人的「川陝會剿」來臨，我們缺乏支持戰爭的人力、物力、財力，既便咬緊牙關，勉力支撐，但畢竟難以持久。要想再打一場類似反三路圍攻或反六路圍攻那樣的戰爭，說到底，叫心有餘而力不足。

　　川陝根據地搞得民窮財盡，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長年戰爭的消耗和破壞。從我軍入川到強渡嘉陵江的兩年另三個月裡，僅戰役規模的大仗，就足足打了十六個月。我們雖然取得了軍事上的勝利，但戰爭給根據地帶來了巨大的消耗。戰爭過程中，敵人兩進兩出，在我根據地堅壁清野，燒殺擄掠，破壞尤烈。另一方面，則是「左」的政策所導致的。張國燾在川陝根據地，推行的還是王明的那一套，許多東西是「左」的。如對地方政策，只要當過保長的，多要殺掉，認定是地主、富農的，也要殺掉。其實，有些保長是窮人，大家推舉他出來幹這份差事的。有些地主、富農雖有剝削，但民憤不大，可以改造，不同于罪大惡極的土豪劣紳。不問青紅皂白，把他們通通殺掉，只能擴大敵對勢力，嚇跑中立者，孤立自己。

　　土地改革、經濟政策也「左」。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侵犯中農利益，甚至將一些中農劃成地富成份，無條件地剝奪，使他們失去了生產積極性，把小經紀人當資本家打倒，搞得根據地商業凋敝，連日用生活物資都很難買到。俘虜政策上，要兵不要官，放兵不放官，尤其是對營以上被俘軍官，殺掉不少，增加了敵軍的對抗、報復心理。這些「左」的政策和在鄂豫皖時期差不多。歷史經驗證明，推行「左」的政策，想不受懲罰是不可能的。「左」的東西，開始往往被轟轟烈烈、有聲有色的革命形式掩蓋著，一時不易被人識破。然而，它的災難性後果，總要集中爆發的。一旦爆發，局面即難以收拾。

　　總之，戰爭的破壞和「左」的政策交互作用的結果，把川陝根據地搞到了民窮財盡的地步。好比一個池塘，水都抽幹，魚還能活嗎？活不了的。根據地的人力、物力、財力消耗殆盡，紅軍只有另找出路，以圖生存和發展。

　　第三，策應中央紅軍的戰略需要。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牽動著各個革命根據地紅軍的命運。紅四方面軍兵力較多，位於連接西南和西北地區的橋樑地帶，對正在向雲貴川邊和川西北轉戰的中央紅軍，無疑具有重要的策應作用。正因為如此，蔣介石也就更加重視對這兩支紅軍力量的分割，以便各個擊破。打破蔣介石的分割包圍，全力策應中央紅軍北上，是紅四方面軍全體指戰員義不容辭的責任。我們的一切計劃和部署，必須服從這個大局。

　　從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央來電，令紅四方面軍全力西渡嘉陵江，配合中央紅軍作戰之日起，我們就把衝破蔣介石的「川陝會剿」計劃和策應中央紅軍的戰略任務，緊密結合，變成這一時期全軍的戰略行動方針。「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中央紅軍如果被敵人消滅，紅四方面軍的命運，可想而知。我軍一邊密切注視中央紅軍的動向，及時用電臺向他們提供情報；一邊調整兵力部署，積極進行強渡嘉陵江的準備。儘管中間。因敵情變化，中央紅軍的行進路線有些曲折，但全力策應中央紅軍北上的方向和任務，我們是明確的，毫不動搖的。強渡嘉陵江戰役的主要企圖，就在這裡。假如不是為了策應中央紅軍的戰略需要，我軍。實現「川陝甘」計劃，就沒有必要渡江西出，同川敵作戰，而是應當直接出西北方向，尋殲胡宗南部。對此，稍懂戰略問題的人，不難一目了然。嘉陵江戰役結束不久．我軍轉而進軍川西北，終於實現了一、四方面軍的勝利會合，更是有力的證明。

　　整個說來，紅四方面軍退出川陝根據地，有它的複雜原因。優勢敵人的壓迫，長年戰爭和「左」的政策造成的困難，策應中央紅軍的緊迫戰略需要，湊到了一起。在這個意義上說，是歷史的必然。問題在於：主力紅軍撤出根據地後，沒有留下足夠兵力堅持遊擊戰爭，只留下劉子才、趙明恩等千把人槍，如果把三十三軍留下，要好得多，強渡嘉陵江後，猶豫徘徊，喪失了進擊甘南的戰機，使「川陝甘計劃」流產。川陝甘計劃未能實現，非常失策，是關係整個革命命運的問題。如果當時實現了這個計劃，我軍將能得到更大補充，中央紅軍北上就有了立腳點，形勢會不一樣的。

　　川陝革命根據地，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中有過它的光榮歷史地位和作用。那裡的人民群眾，為了中國革命的勝利，前仆後繼，艱苦奮鬥，英勇犧牲，貢獻了他們所能貢獻的一切力量。紅四方面軍的生存、發展、壯大，與川陝根據地人民的大力支援是分不開的。成千上萬川陝人民的英雄兒女，在創建和保衛根據地的鬥爭中，獻出了寶貴的生命。川陝人民的英雄兒女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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