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回憶錄(27)

二七

　　他看了我一眼說：「沒有誰負傷，那是許繼慎、周維炯，反革命，逮捕了！」我大吃一驚。許繼慎、周維炯都是師長，也成了反革命啦？！我說：「怎麼搞的，把師長抓起來，也不和我說一聲！」他知道我不滿意，但沒再說什麼。按照那時的規矩，「肅反」是單線領導，決定權在政治委員。捕人他有這個權利，相反，你要過問，便是越職擅權，不允許的。搬的是蘇聯的那一套，有什麼辦法呀！

　　說許繼慎是反革命，當時就難以令人信服。

　　據我所知，紅四軍南下期間，發生過這樣一件事：有天，蔣介石的特務頭子曾擴情，派了個姓鐘的特務來給十二師師長許繼慎下書，搞反間計。這封信是以蔣介石的名義寫的，詭稱：「匍匐歸來之子，父母唯有垂泣加憐」。表示歡迎許帶部隊去投蔣，定將受到優厚待遇，云云。許繼慎立即將特務逮捕，連人帶信一起送交軍部處理。曾中生和我審訊了特務，轉送分局處理。我們還給分局寫了封信，說明根據許繼慎同志的一貫表現，他不會有什麼問題。敵人下書是搞的陰謀，企圖離間和破壞我們。

　　對此，曾中生和我在八月二十日致黨中央的報告中也作了說明：「打下英山後，有名鐘蜀武者，自稱來找許繼慎的，經過我們秘密審訊以後，他說名義上是從南京政府派來運動許繼慎倒戈，實際上他是第三党，受鄧演達之命來找許繼慎的。」「鐘某我們還在密禁著，將解到中央分局去，由中央分局去處辦。這裡我們要負責，許繼慎在組織上當然不會有什麼問題，然而許多社會關係不能打斷這一點，我們已嚴重警告他。總之，這完全是敵人用各種陰謀來破壞我們，這裡，我們更有嚴密黨的非常重要（的）意義。」

　　如果僅僅為了這樁公案，就逮捕許繼慎，有什麼道理！他要是和蔣介石真有秘密勾結，還能把特務和信件，交給組織上處理嗎？

　　倪志亮同志從上海開會回來，曾悄悄對我說過：中央打了招呼，說許繼慎這個人關係複雜。我也認為，他是有些毛病，但不能說他就是反革命。許繼慎是黃埔軍校一期的學生，北伐戰爭擔任過葉挺獨立團的營長、團參謀長，後任紅二十四師七十二團團長。他很早就入了黨，作戰身先士卒，指揮果斷、靈活、不怕死。我和他在紅一軍、四軍一塊工作，未發現他有什麼異常活動。在軍隊中，他並沒有拉拉扯扯，培植私人勢力，或是企圖把軍隊變成自己的工具，大家也沒有發現他同國民黨有什麼勾搭。他只不過有點個人英雄主義，生活上散漫些，社會關係比較複雜點。這算什麼大問題呢？那個時候和現在不一樣，一天到晚大家在一起，吃飯、睡覺、行軍、作戰，都是集體活動。誰有什麼心思、動靜，容易被大家看得清清楚楚。我想了很長時間，覺得他怎麼會成了反革命呢？難以理解。許繼慎經常講張國燾是老右傾機會主義。為這件事，張國燾很討厭他。我勸過他，叫他不要再這樣講。我想，把他抓起來，這可能是一個原因吧。

　　至於周維炯，他不光是有個人英雄主義，舊習氣也比較多。但他打仗很勇敢，人也聰明，是員戰將。我到鄂東北後，就聽說二徐（徐子清、徐其虛）在商南被槍斃的事。還有個戴抗若，六安縣委派去的師黨代表，也被秘密處決。以後中央派郭述申、劉英兩同志去，調查整頓，又差點被搞掉。這件事鬧得很大，上至黨中央，下至鄂豫邊區、商南根據地的幹部，都知道。後來，特委書記郭述申向中央寫過調查報告，六安縣委也寫過調查報告，都證明槍殺二徐及戴抗若的事件，主要系王澤渥等人所為，許多密謀都是背著周維炯的。他是師長，當然要負一定責任，但與王澤渥等絕不能相提並論。他怎麼忽然成了反革命呢？

　　為了搞清這些問題，抗日戰爭期間我在延安時，曾找到鄂豫皖時期在保衛局看押犯人的一個同志，問他：張國燾為什麼要抓這些人，他們有些什麼口供？他說：「周維炯的口供是，老子二十年後還要革命，我不是反革命，你們才是反革命！」你看，表現得多麼堅決！那個同志還說：「許繼慎的口供是，你們說我是改組派，我就算改組派好啦！」搞了半天，也沒有辦法證實許繼慎、周維炯他們是反革命。後來還是一個國民黨特務說了真話。一九四二年陳毅同志到延安的時候告訴我，他在新四軍與國民黨談判時，特務冷欣親口對他說：我們略施小計，你們就殺了許繼慎。可見，我們是上了國民黨的當了。

　　白雀園「肅反」，鬧得真凶。張國燾親自審訊。開始還讓我參加會議，因為我提了些不同意見，保人，說我剛來鄂豫邊時廖榮坤等同志就是營長、連長，打仗好等，以後就乾脆把我甩到一邊，連會也不讓參加，甚至暗地裡審查我。「肅反」的對象，主要有三種人：一是從白軍中過來的，不論是起義、投誠的還是被俘的，不論有無反革命活動，要審查。二是地主富農家庭出身的，不論表現如何，要審查；三是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凡是讀過幾年書的，也要審查。重則殺頭，輕則清洗。為了防止部隊發生異動，張國燾等分局領導人還決定，以營為單位拆散混編；中央分局和鄂豫皖省委組成巡視團，派到各師，監督「肅反」。弄得人人自危，熟人見了面都不敢說話，生怕被說成是「秘密組織」、「反革命活動」。就連王樹聲、倪志亮這些老同志見到我，都不敢說什麼。真是一片白色恐怖的氣氛！

　　許繼慎一案，是張國燾作文章的藉口。他們把一些人抓起來，逼、供、信，宣稱許繼慎組織了反革命集團，要利用南下帶上部隊投降蔣介石；所謂在英山活捉的敵團長張漢全，亦被許繼慎放走；曾中生包庇他，所以才被撤職。有鼻子有眼，以證明張國燾東出方針的正確和「肅反」

　　的必要性。他一手拿著中央的肅反指示，一手抓著許繼慎等人的「證據」，誰還能說話呀！張國燾這人不是沒有能力，但品質不好，他是藉口肅反，剪除異己，建立個人統治。不僅搞軍隊，也搞地方。被肅掉的大都是有能力、有戰鬥經驗、和群眾有密切聯繫的領導骨幹。最早革命的一些領導人，如徐朋人、戴克敏、曹學楷、陳定侯、肖方、周維炯、薑鏡堂，以及許繼慎、曹大駿、熊受暄、陳奇、王培吾、李榮桂、柯柏園、龐永俊、潘皈佛、羅炳剛、查子清、李奚石、高建鬥、封俊、江子英、黃鋼、程紹山、王長先、袁皋甫、吳荊赤、王明、魏孟賢、任難、廖業祺等團以上幹部，均先後被逮捕、殺害，令人痛心。營以下的幹部、戰士和地方上的幹部、群眾不知名的，更不知有多少！部隊紀律嚴格，抓就抓吧，殺就殺吧；地方上把群眾搞翻了，黃安五區的人民起來反對保衛局，群眾貼標語、喊口號：「打倒張國燾帝國主義！」群眾把張國燾比作殺人不眨眼的帝國主義，不是沒有點道理。象張國燾這種品質不好的人，搞家長制統治的人，根本就不該派來鄂豫皖當一把手。這是第一條教訓。

　　第二條，一些領導同志害了「左」傾幼稚病。象沈澤民同志，是好人，但「左」得很。他不僅積極搞「肅反」，還有套理論，提出要「從那些思想意識不好與非無產階級觀念的分子中找反革命線索」。主觀上認定必有反革命，非打著燈籠找出來不可，幼稚得很。其實，哪個人的思想百分之百的正確，沒有一點毛病呢？「人無完人，金無足赤」。毛澤東同志說過這句話，就是要我們用一分為二的觀點，即辯證的觀點，看待同志，看待事物。天底下沒有一貫正確的人。人，總會有缺點和錯誤。有了缺點或錯誤，有非無產階級觀念，就變成找尋反革命的線索、依據，行嗎？革命和反革命，是有界限的。把一般思想認識問題與反革命混同起來，勢必搞擴大化。陳昌浩同志就更凶嘍，捕殺高級幹部，有時連口供都不要。這個人幹勁十足，但容易狂熱。記得圍黃安時，有個農民領袖、紅軍團長叫黃鋼，被當作改組派抓起來。他不服，自殺了。陳昌浩回來說：「你看黃鋼反革命多麼堅決，他剖腹自殺！」認定人家是改組派，沒有證據也信以為真。指導思想上「左」到那麼嚴重的程度，冤死了多少革命好同志噢！

　　第三條，逼、供、信，確實害死人。逼、供、信這東西，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司空見慣，是剝削階級司法制度的產物。看京戲，那裡面的青天大老爺把驚堂木一拍，動不動就上大刑，被屈打成招的事可不少。《蘇三起解》裡的老解子，見到的冤案太多，才發出「公道不公道，只有天知道」的感歎。我們的「肅反」，把封建主義的東西搬來了。一逼、二供、三相信。捕人、殺人不講證據，全憑口供。許多刑罰駭人聽聞。一些基層幹部和戰士，連AB團、改組派、第三党是什麼名堂都不懂，更想不到那是掉腦袋的罪名。你說他是，就承認。承認了還不行，得說出「同黨」來。說吧，無非是些要好的同志、同鄉，在一塊議論過什麼事，便成了「同黨」、「反革命組織」。就這樣，一株連一大片。逼供信，冤假錯案，在我們黨的歷史上一再發生，共產主義運動中也不鮮見，很值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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