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回憶錄(1)

一

　　※第一章　風雨年代

　　§童年和家庭

　　一九〇一年十一月八日（農曆辛醜年九月二十八日），我出生在山西省五台縣永安村。

　　五台縣位於五臺山南麓，因五臺山而得名，是個山區小縣。交通、經濟相當落後，但也有比較富庶的地區。過去我們那裡流傳有「縣不如鎮，鎮不如村」的說法。鎮，指東冶鎮，土地好，產量高，大戶人家不少，比五台縣城要富裕些；村，說的是閻錫山的家鄉河邊村，同我村僅一河之隔。閻錫山老家，高牆大院，豪門深宅，比那縣衙府第要氣派得多。

　　永安村在五台縣西南，滹沱河的北岸。滹沱河在我們那裡回環轉彎，流經太行山南端進入河北省。永安村是個偏僻山村，但借滹沱河河水之利，農業收成一般是有保證的。早在魏晉時期，官府就在永安村建立過儲備糧食的倉庫，所以古有「倉城」之稱。

　　在永安村，徐姓是個大姓，約占全村人口四分之三以上。

　　聽長輩們說，我家祖上是三兄弟，從洪洞縣遷居，落腳五臺山下。一代傳一代，不知過了多少輩，才積累了相當數量的土地與家產，成為富庶之門。徐氏家族裡，有個叫徐生坎的，清朝什麼年代中翰林、入官門，做過巡撫，署理過兩廣總督，著有《瀛環志》一書。後來不知犯了哪條王法，被罷黜治罪，死後還服刑，棺材用鐵鍊子鎖著。

　　永安村的徐姓，屬第三分支之後，到我這一輩是第十九世孫。

　　我家原先是一個大戶，到我祖父時，家業衰敗了。祖父名徐鶴林。據說，他雄心勃勃，從務農轉為經商，企望借此帶來轉機，重振家業，光宗耀祖。但事與願違，結果不僅沒有贏利，反而賠了本，從此一蹶不振。

　　我記事時，家境已經破落，僅有薄地十幾畝。因無勞動力，上地與人夥種，一年忙到頭，糠菜摻半，勉強維持溫飽。沒有富餘，也不欠人家的。

　　父親徐懋淮，晚清秀才，教了一輩子書。爺爺去世時，父親年僅十三歲，奶奶把他送到外祖母家讀書，快二十歲的時候中了秀才。由於家境越來越艱難，他就沒有再考舉人，放棄了仕途，靠教書養家糊口。他教書多是到「口外」去，大概就是現在內蒙的和林格爾和涼城一帶地方吧。因為在本村或附近教書，薪水太低，維持一家人的生計有困難。

　　「口外」教書，一年薪水是一個元寶，合五十兩白銀。路途遙遠，交通不便，父親一年難得回一兩次家。有一年他年關回家，半路上被土匪劫了，鬧個兩手空空，命也差點搭上。家裡等他回來安排年事，結果白盼一場。

　　村裡人說我父親為人耿直，不阿不欺，辦事公道。他來家也閑不著。村裡有個大小事，象打架鬥毆、家庭糾紛、分門立戶、典地立契等，往往找他調解或作中保，他也樂意辦這些事。

　　由於我父親常年教書在外，家裡生活的實際組織者是母親。母名趙金鑾，沒讀過書，是個農村家庭婦女。她把自己的精力和感情，全部用在料理家務，撫養我們兄弟姐妹上。她節儉勤勞，溫柔善良，自己省吃儉用，但常常幫貧助老。她的性格和品德，對我們兄弟姐妹頗有影響。

　　母親也有自己的信仰，那就是佛教。在四大佛山之一的五臺山下，佛家弟子眾多。我們家頂樓上一個角落裡，供著一尊木雕菩薩和一尊石刻觀音，據說是從五臺山「請」來的。母親信仰佛教很虔誠，魚、肉、蛋、蔥、蒜、韭菜，都不入口，叫做「吃清口齋」；每天夜半人靜時閉目打坐，從不間斷。在她的影響下，我的兩個姐姐也信佛。父親、哥哥、妹妹和我，都不信那一套。

　　我們兄弟姐妹五人，從小就參加勞動。大姐先月，二姐春月，沒讀過書，是母親的好幫手。哥哥徐受謙，因為是長子，很受器重，讀書也比較多，但在家裡同樣得幹活。他後來在閻錫山部隊當了名軍需官，全國解放後在太原文史館工作，一九七五年去世。妹妹占月，長大時，姐姐哥哥們都出去了，一些家務勞動活多靠她來幹。她在太原女子師範畢業後教過書。抗日戰爭時跑到延安，取名徐達，參加了革命，加入了共產黨。

　　我從七八歲開始，便幫助父母做些家務勞動。拾糞揀柴，是我經常做的。也采樹葉，挖野菜，我吃過好多種野菜，養成了吃野菜的習慣。

　　母親幹活一向仔細、認真，對我們的要求也很嚴格。做什麼活，都要規定數額。拿拾糞來說，每天早飯前必須拾一籮頭回來，否則不准吃飯。北方農村積肥主要在冬季。寒冬臘月的五更時分是「鬼齜牙」的時辰，冷得透骨徹心。我在外邊拾糞，有時手腳都凍麻木了，要是拾不滿一籮頭，就不敢早回家。等回到家裡時，母親見凍成那個樣子，很心疼。又給脫鞋，又給暖手。但她從來不說降低定額的話。

　　在舊中國農村，吃穿用主要靠自家生產。一個家庭可以說就是一個小社會。家家戶戶，年年歲歲，都要想方設法種地、織布，編制各種盛器、家俱。我也學會了編籃子、笊籬等一些常用的家什。聽妹妹說，我離家八九年後，家裡還用著我編的籃子。母親想念我，有時看到那籃子就流淚。

　　正當我度過我的童年的時候，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正處在社會大變動的前夜。清朝政府昏庸腐敗，危機四伏。山西地瘠民窮，加上連年乾旱，百姓生活苦不堪言；慈禧太后逃離北京，移宮西安路過山西時，又大肆搜刮，更加重了人民的負擔。社會極度黑暗，民不聊生，一場推翻滿清帝制統治和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偉大社會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了。我那時還不懂得這些，但從人們的議論和神情中感到，恐慌，憂傷，不滿，渴望改變現實的黑暗狀況，成了生活的主調。只聽老人們說：「世道要變了！」

　　§讀私塾　上小學

　　十歲那年，父親送我到本村私塾讀書，學名徐象謙。

　　我上學那年冬季的一天，教書先生鄭重其事地告訴我們：山西的都督是閻錫山，河邊村人氏。以後又聽說孫中山做了臨時大總統，趕走了皇帝。這就是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當時只知道我和一些小同伴都剪掉了頭上討厭的辮子，但不理解它的意義，更不知道這場革命將有一個什麼樣的結局。

　　這時的私塾，已經有了變化，開始了向新學校的過度。就學的孩子都到學堂去，由先生講學。學生集資，付給先生酬勞。

　　課本還是舊的，《三字經》，《百家姓》、《四書》、《五經》之類。這些「舊時村塾所課雜誌」，「童蒙誦習之書」，已經流傳了幾百年，有的上千年，到我們這一代，是最後把它們當課本來讀了。辛亥革命後，宣佈小學廢除「讀經科」，改讀識字課本。我妹妹上學時就讀「人、手、足，刀、尺」，算是新課本。

　　那時念書，純屬死記硬背，囫圇吞棗。眯逢著眼睛，唱唱咧咧，搖頭晃腦。先生這樣，學生也這樣。不管理解不理解，背誦如流就是好學生。再就是寫仿，練毛筆字，一筆一劃，正正規規地寫。背書寫字，不合老師的要求，要打板子、罰跪。私塾課程設置的最大缺陷是沒有數學，我的數學基礎一直沒打牢。

　　上學前，父親就教我讀書，寫毛筆字。只要他在家，每天都要子女讀書寫仿，馬虎不得。所以，在私塾裡，我的學習成績一直很好，老先生也喜歡我。這不是我有什麼天賦之才，而是父親，老師用心血造就的。

　　我在本村私塾學習了兩年，而後轉到沱陽學校讀高小。沱陽學校校址在東冶鎮一座廟堂裡。神像被搬走，殿堂作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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