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敘滄桑記流年(105)_葉淺予

一〇五

　　這年10月以後，美院革委會把我調到展覽樓去打雜，負責管事的××，是1957年的女右派；另一個打雜的是男模特，戴著壞分子帽子。不久又派來一個打雜的，倒是個女造反，見到我們幾個戴帽子人物，心裡老大不高興，專磨洋工，幹了沒幾天，擅自在進門處擺了一個辦公桌，表示自己是個幹部。她在外揚言，「南樓裡一個右派，一個特務，一個壞分子，聯合起來反攻倒算，專我這個造反派的政。我是教務處派來監視他們的，我可不服他們調遣！」不久她就拿這個歪理向教務處頭頭告狀，氣勢洶洶，大吵大鬧，教務處拿她沒辦法，只得把她調開。造反派的威風，連她的上司也不敢碰。至於我們這些牛鬼蛇神，天然是她的專政對象。幸而她被調開，我們這所新牛棚才平靜下來。

　　我在南樓期間，主要工作是動動筆桿，寫寫展品文字說明。擦窗、掃地之類勤務，不讓我幹。三人之中，我年齡最大，體力勞動請事，年輕人包了。這也合情合理，在造反派眼裡，認為我們反革命專了革命派的政，實在可笑。

　　南樓貯藏了幾大箱歷年收購下來的畫卷，趁此業務清淡之際，清理一下十年「文革」以來被人遺忘的角落，很有必要。我自告奮勇，要求做個藏畫編目計劃，得到教務處同意，便動手幹了起來，等到畫目編完，已是1976年了。

　　1976年是國家遭逢大悲大喪之年，是「文化大革命』敲喪鐘之年，也是國家由亂變治之年。1月8日周恩來總理逝世，全國哀悼，而「四人幫」卻百般打擊和阻撓全國人民對周總理的哀思與悼念。清明節天安門群眾悼念周總理的怒潮嚇破了他們的膽，於是心生毒計，誣衊鄧小平是天安門「反革命活動」的後臺老闆，想把反右傾翻案風這把邪火燒得更旺。豈知「文化大革命」的氣數已盡，革命元老們揭竿而起，推翻了騎在人民頭上的邪惡勢力。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結成的「四人幫」成了人民法庭的被告，關進了人民專政的監獄，真是天翻地覆，大快人心。

　　1976年也是我個人大悲大喪之年。我的兒子葉善條，1953年畢業於中央美術學院，分配在華東藝術專科學校任教，後轉入南京藝術學院任教。1958年大躍進期間，帶學生下鄉勞動，因負重致腰部受傷，患慢性腎臟炎十多年。「文革」中因他父親被打成反革命，他也受到衝擊，肉體和精神受到雙重挫傷。1976年病情惡化，3月14日以尿中毒病卒南京，年46歲。老年殤子，又在逆境之中，使我在精神上受到極大打擊。

　　1976年夏季，某日下午，忽感胸悶，下南樓去醫務所診斷。走出大門，兩腿乏力，心跳加劇，突然昏倒，被人發現，把我扶到醫務所。量血壓，正常；量脈搏，正常。這時我已逐漸蘇醒，反映胃部不適，值班護土給我包了助消化的藥片，讓我回家休息。二十四小時內我食欲不振，飯食乏味，睡眠不穩。老伴急了，第二天送我去首都醫院看急診，血壓脈搏依然正常，待到查看心電圖，才發現是心肌梗塞。幸好急診大夫是熟人，馬上通知病房給我找床位，送進內科病房，叫我躺著不許動，輸液輸氧兩星期，才讓下床活動。這時兩隻厚腳皮全部脫落，換成新皮，留給我有生以來極為新鮮的一次記憶。

　　住院後期，遇到唐山大地震。頭天晚上，明明陪床，淩晨時刻，忽見窗外白光一閃，接著房屋一陣搖晃，明明急忙爬上我的病床，以身體掩護我的身體，以為房子要塌。我心裡明白，1965年邢臺地震，我有過經驗。我說不要怕，這是地震，醫院建築牢固，搖晃幾下沒問題，就怕連續震動，那就難說。此時大病房裡騷動起來，好多病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我告訴鄰床病號這是地震，不要驚慌，醫院會有措施。幾分鐘後，護土長宣佈，內科三樓病號全部轉移到本樓地下室，能行動者自己走，不能行動者派人背負下樓。我的心臟病雖已度過危險階段，還不能自由行動，由一個壯年醫生背我下樓。

　　在地下室安置好，天已大亮，急忙讓明明回大佛寺家中看看情況如何，如果處在震中地位，大佛寺房屋會塌。一小時後明明回來，說院子裡塌了一垛矮牆，正屋沒事，媽媽、阿姨在院子裡休息，預防地震繼續。大概過了幾小時，醫院宣佈，地震中心在唐山，離北京好幾百里，北京塌了一些舊房，沒什麼大問題。不過，醫院已得到通知，不久將收容唐山方面送來的傷員，本院決定輕病號提前出院，讓出床位給唐山的傷員。不久，我被送到西郊民族學院，住進我女兒明明的防震棚裡；隨後，經親友商議，決定由老伴王人美陪同，乘飛機送我去上海繼續治療我的心臟病。

　　10月間，我正在上海治病，某天早晨走到馬路上，突然發現「四人幫」垮臺的大字標語，才知道形勢已經大變，我的歷史問題應該徹底平反了。

　　1976年底，心臟病徹底治好，由上海回到北京。美院革委會已經撤銷，恢復了院長制，恢復了招生上課。我的最後工作崗位展覽樓，自從我進醫院以後，似乎已經把我除名了，回京以後，一直不叫我去上班。我每月仍然領四十元工資，按照這個待遇看來，被監督改造的地位仍然沒有變。我的身份和地位，到底該由誰來確定，是一個大問題。可是從另一種情況看來，葉淺予的社會地位儘管沒有落實，社會關係卻逐漸在解凍，顯著的例子是：1978年大連棒橋島招待所請北京畫家畫賓館畫，全國美協推薦的畫家中有葉淺予其人；在大連，畫家們住在中央大首長住的一座大別墅裡，還給《大連日報》作畫寫文章，向大連美術界示範表演並講話，新聞記者給拍照。

　　這一事實，證明我已從十年荒唐夢中蘇醒過來。再前進一步，回到北京，北京人民藝術劇院上演《丹心譜》，請我去畫速寫，上電視；美院附中請我去講課，美院國畫系招考研究生，請我去評考卷。這些活動，不證明葉淺予已經回到「文革」前的工作崗位了嗎？最使我感到新奇的是，一個造反派頭目提了一筐蘋果來探望老師，說了些慰問的話，懺悔的話，抱歉的話；另一個葉淺予專案組的小頭目來請示，要求聽我講課。有幾個本系的教師，鬥爭會上鬥過我，大字報上揭過我，見面時，低著頭，閉著眼，裝做看不見，我也覺得怪不好意思。十年以來慣於在人前低聲下氣，靠邊行走，此時此刻，突然換了個地位，真使我感到換了人間，反而嘀咕起來，自己發問：「這難道是真的嗎？」

　　1976、1977、1978這三年，如同長夜夢醒，心理很不平衡，幸而在幾次旅行中接觸了人間，接觸了自然，接觸了美好的事物，恢復了健康的思維，心理逐漸恢復平衡。

　　1978年到1979年，我大便長期帶血，以前的老毛病痔瘡發作，用坐浴方法治，總不見效。1979年夏天到醫院檢查，診斷是結腸腫瘤，動了手術，切除鵝蛋大小一個毒瘤，看了病歷，才知是癌。手術期間，順便取出一粒膽結石。治癌期間，躺在病床上，肉體傷疤尚未癒合，而打開精神枷鎖的靈丹妙藥突然降臨：中央美術學院通知我，定於8月2日召開全院大會，宣佈葉淺予政治平反。我只得由女兒葉明明代表我出席大會，會上宣讀了文化部黨組為葉淺予所作的複查結論，結論原文如此寫著：

　　中央美術學院領導小組：同意你院報來的《關於葉淺予同志的複查結論》。葉淺予同志于1944年9 月至1945年春在中美合作所心理作戰組擔任漫畫設計工作，是對日偽軍進行宣傳，應屬抗日宣傳工作，葉淺予同志並未加入過軍統特務組織。中央專案審查小組1975年7月24日和1978年1月10日兩次所做結論是錯誤的，決定予以撤銷。在適當範圍宣佈複查結論，恢復葉淺予同志的政治名譽，恢復原工資級別，補發扣發工資。按有關政策規定，歸還抄家物資，安排適當的工作，消除家屬子女所受的影響。

　　中國共產黨文化部黨組
　　1979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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