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敘滄桑記流年(69)_葉淺予

六九

　　一花獨放的契斯恰可夭素描教條，束縛了我們二十年，1980年的素描教學會議才開始解凍，承認素描的百花齊放，承認要根據不同畫種的需要決定教或不教和怎麼教。我在這個會上作了書面發言，除對素描表達了我的看法，也對國畫教學特點提出了我的意見：

　　（一）線描造型是中國畫歷史發展中形成的獨有手段，從來學畫都是從白描雙勾入手，以骨法用筆取形；一開始就用毛筆造型，在練筆中練形，在練形中練筆，二者齊頭並進。

　　（二）學國畫的傳統方法是光臨摹、後寫生，二者反復交替進行，提高造型和用筆的能力；臨摹並非單純練筆，要兼學造型；寫生著重練形，同時學練筆；二者方法不同，目的一致，使造型與筆墨緊密結合。

　　（三）我國「五四」以後興起了美術教育制度，從西方移植過來，先學素描，從而發展了油畫版畫新品種，但在解放以前的美術院校中，國畫專業教學仍然遵循傳統的方法而自成體系；解放以後，這個體系被「素描是一切造型藝術的基礎」打亂了。

　　（四）素描課的對象是人，從石膏到人體都是為了研究人，表現人。認為只要把人畫好了，造型能力就解決了，甚至認為只要把素描畫好了，拿起毛筆劃宣紙，就是中國畫了。事實證明，這是不科學的。以山水花鳥為例，不去研究自然界的一切生態，是無能為力的。只能畫人，不能保證能畫好山水花鳥。

　　（五）過去二十年過份強調以人物為主的教學方針，排斥了山水花鳥，出現山水花鳥的斷線，從而也枯竭了人物畫的技法營養。

　　新的教學方針所以把人物、山水、花鳥顛倒過來，是現實的需要，也是歷史的需要。當然，經過時間的推移，可能還要顛倒回來。但是，一個新措施的推行，總得讓它穩定一個時期，不能再像過去那樣，老是折騰。

　　三十二字研究班

　　1979年我恢復工作以後，國畫系做了兩件重要的事，一是1980年教學體制改革；二是辦了兩期研究班，一期人物，一期花鳥、山水，學程都是兩年。

　　人物研究班是1979年根據文化部的指令招來的，原定十二名，後又增加四名，共十六名。這個班由我負責，姚有多當教學班主任。開班的任務是培養較高水平的創作幹部和院校後備教師，入學資格規定美術院校畢業，或具有同等業務水平者，通過考試，擇優錄取。錄取學生中，本院及其他院校畢業生占一半，自學和文化藝術館美術幹部、中學美術教師占一半，他們都有一定的美術工作和創作實踐的經驗，並已顯示出個人的興趣和特長。我們根據這個特點，著重因材施教，發揮自學的積極性。兩年中安排了幾門必要的技術補課，開設了水墨寫生、重彩臨摹、人體速寫等課，其餘時間，按個人需要，安排自學；指定沈宗賽的《芥舟學畫篇》、郭熙的《林泉高致》、鄒一桂的《小山畫譜》為必讀畫論。兩年中還分赴敦煌和永樂宮學習古代壁畫藝術，同時在兩地附近深入生活，積累創作素材。規定最後一個學期為畢業創作單元，交畢業創作一件和有關中國畫的學術論文一篇。在教學過程中，提出了三十二個字的教學要求：

　　取長補短，因材施教；自學為主，啟導為輔；涉獵中外，吞吐古今；鼓勵獨創，打破劃一。

　　我和姚有多隨時研究在學習上出現的問題，抓住課堂和實習單元的成績觀摩，鼓勵學生自評與互評，充分注意各人的特點，盡可能引導學生認識自己的優點和缺點，發揚優點，克服缺點，做到取長補短。記得我曾指出練筆要有內容、有目的，不能單純為練而練，反對「無的放矢」；對人體寫生課指出進過美院的人應特別注意人體在運動中的解剖變化，沒上過人體課的人應補足解剖知識；學習古代壁畫回校時，指出欣賞魏畫變色效果，不是學習敦煌壁畫的正確態度，同時對永樂宮形象的變體畫加以鼓勵，這是希望學生對生活形象具有面面觀的想像力；有的同學在人物寫生習作上添了一枝花或題幾個字，當作創作，指出這是形象遊戲，應該反對。

　　這一班的畢業創作，嚴肅認真，內容多樣，形式多樣，體裁多樣，風格多樣，受到美術界的重視。他們的畢業論文，也寫得相當出色，有幾篇分別在《美術研究》和《中國畫研究》先後發表。浙江美院的領導還到我們系來交流經驗，要我們把畢業創作送到浙江去展覽，這對我們是一次極大的鼓勵。

　　當1979年人物畫研究班招生時，許多人責問我們，為什麼不辦花鳥山水班。這一問，問著了我們偏重人物、輕視花鳥山水的老毛病。1980年開辦了花鳥山水兩個班，學生每班五人，花鳥班由李苦禪、田世光負責指導，郭恰宗為班主任；山水班由李可染、梁樹年負責指導，張憑為班主任。花鳥班還請南京藝術學院教師高冠華來京兼課，山水班請天津畫家孫克綱來京兼課。這兩個班1982年畢業時，分配工作遇到一點麻煩，學生都想留在北京工作，不願回原地方去，但也不讓學生自謀工作。這要追究到行之很久的國家統一分配大學畢業生的制度，歷來分配畢業生，不太尊重專業特點，往往不對口徑，找錯婆家，姑娘不願，不得不退回娘家，重新分配。

　　人物班有個學生，分配到山東，本來決定送到山東藝術學院去當教師，可是那兒的人事部門把他派到群眾藝術館當幹部，他不願意，於是回到北京，要求重新分配，扯皮扯了兩年才解決。花鳥山水班也有這種扯皮現象，拖了半年才分配完畢。因此，考慮到我們的就業分配制度，已經不能適應今天的條件，必須徹底改變，打破大鍋飯和鐵飯碗，才能避免這種麻煩。關於就業分配，除了打破現行的人事制度，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情況正在發展，就是：社會對美術人材的需求正在萎縮，對美術作品的需求卻在擴大。換句話說：社會上要畫不要人，寧肯出稿費買畫，不願在單位裡養一個畫家。這個情況「文革」前已經抬頭，「文革」中反「三名三高」的大浪把它打了下去。現在城市經濟改革即將來臨，大鍋飯吃不長了，1985年美院招生，講明不包畢業分配，考生不多，招不足額。看來，人事制度和辦學制度不得不根據新情況，作出應變的準備。

　　美院領導層曾考慮改變辦學方針，專辦研究班，不辦普通班，他們看到研究班的創作水平相當高，培養也省事。現在應該分析一下研究班的成績如何得來？我認為根本條件在於「文化大革命」十年混亂，社會上積聚了大量被遺忘的有才能的好學之土，我們及時把他們收集起來，給予他們一個比較合理的學習環境和學習條件，使他們的才能得以充分發揮出來。這種成績的得來有其偶然性，如果我們把「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偶然性，看成必然性，似乎不符合實際情況。今後再辦，是否有此成績，值得研究。如看到1984年不太理想的進修班成績，可能會清醒一些。此外，我們還應看到當前學風不穩，普通班畢業成績內容空虛以及華而不實的現象，都值得我們認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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