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敘滄桑記流年(40)_葉淺予

四〇

　　§2-14.在苗區作畫

　　來貴陽之前，早就計劃要到苗家地區實地考察一下苗族婦女的打扮。為什麼我對苗族婦女的打扮這麼感興趣？這要回顧到30年代初期。那時我在上海畫過時裝設計，並在一家名叫「雲裳」的時裝店當過設計師，還有一次為一家英國花布進口公司辦過一次時裝表演會。這是我畫漫畫之外的又一職業，最後連商務印書館的《婦女》雜誌也約我畫了一套時裝設計圖。除了一些老朋友，如今誰也不知道我曾經是老牌時裝設計家。在貴陽的表演結束以後，我把賣藝團送走，便獨自一人訪問了花溪、惠水、擺金三處苗鄉。採訪中心是惠水。惠水縣原名走番縣，是歷史上漢族征服苗族的一個誣衊性地名，後來國民黨政府借用一條小河的名稱把它改為惠水縣。

　　惠水地處貴州高原的西南角，縣城逢場，四鄉農民便趕來交換農產品，十分熱鬧，規模也很大，大概就是原始商品交換的遺風。每五日一集，既是城市商人收購農產品的機會，也是農村婦女亮裝爭豔的好時光。我趁此機會獵取形象。除此之地我也深入農村瞭解苗家風俗。記得在花溪參加過一次新娘嫁前的歌唱會，晚飯後起唱，一直唱到次日天明新娘起身。歌詞內容我聽不懂，總的含義是小姐妹們臨別贈言，上至天文，下至莊稼，旁及人間，無所不包，都是隨感而發，出口成章。我想，古代的詩經、楚辭，以及後來的五畝七言詩，怕都和我們老祖宗這類吟唱傳統有關。參加了這次歌唱會，想起我1939年在香港參加的那次掃箕灣漁民嫁女歌唱會，其形式是基本相同的。當時我曾懷疑這兩個民族是否同一祖先，現在看來，這種習俗我們漢民族祖先也會有的，否則詩經從何處來？

　　「擺金」這個地名很特別，也許是苗語的諧音。這地方是惠水以東靠近平塘的一處苗鄉，要翻山越嶺，走三四十裡才能到達。我請縣衛生院一個苗族學徒陪我訪問，那裡是他的家鄉。在這藏在山溝裡的窮鄉僻壤中，我見了那位學徒的父母及和他一樣年輕的妻子以及抱在懷裡的孩子。他家灶間牆根放著一個牛頭，牆上掛著一隻銅鼓，這兩件實物標誌苗族古老文化的特徵，至於它們所象徵的內容，不便多問，即使問，這位苗族小夥怕也答不上來。好在有些民族學者已作過考證，恕我不浪費筆墨了。

　　這位青年帶我們看了一處溶洞，洞底一條流水，洞壁有個臺階，放著幾座棺木，和四川山區鑿岩為穴的洞葬或岩壁懸棺的風俗有些相似，是否同一來源，不得而知。不過這位青年說，這幾座棺木是多少年前鄉間某次械鬥中喪生者的遺體，因是冤死，不得埋葬。

　　這裡的房屋都是木結構，底層是牛欄豬圈，二樓是主人居室，當中一個火塘，長年燒著炭火，一家人在此進餐，冬季則在此烤火。本鄉有個小學，一個貴陽女青年在此當教師，小學生接受的當然是漢文化。老人、婦女一般都是文盲，她們在家說苗語，在集場上都能說漢語。苗鄉活動也通用漢語，比不得藏族地區，非有翻譯不可。

　　在苗區住了兩個月，白天出門採訪畫速寫，晚間在住處琢磨如何表現苗區生活。首先考慮的是形式問題，還用《戰時重慶》那種漫畫速寫形式嗎？儘管那套畫已開始運用中國畫的筆法，造型仍帶有誇張變形的漫畫氣質，顯然不符合我在苗區感曾到的自然而質樸的美。幾次嘗試，逐漸明白漫畫手法已不適用，新的表現方法必須另辟途徑，這就是我向中國人物畫傳統畫法追求的開始。 1979年我在給人民日報《大地副刊》寫的《漫畫與速寫——答讀者問》那篇文章中追述了這一追求：

　　1942年我在貴州苗族地區住了一段時間，發現苗族婦女打扮得非常漂亮。每逢趕集，人人都把漂亮的衣裙首飾穿戴上，集場上五彩繽紛，正如百花爭豔，任何畫家見了都會動心。可是我那支慣於誇張的刻薄之筆，對著真正美妙的形象，只能瞠目而不知所措。心想，如果不改變手法，豈不顛倒美醜，唐突西施嗎？從那時起，決心從漫畫式的誇張手法中解脫出來，另找塑造人物形象的新手法。找來找去，覺得應該下苦功向國畫傳統中的先輩們學習，於是我從漫畫創作轉到國畫創作方面來了。速寫是這二者之間的橋樑。以前，我的速寫為漫畫服務，以後開始為國畫服務，這一轉變的動力是我的審美觀發生了變化。為了標誌這個轉變，我為自己畫了一幅諷刺畫——我躲在樹幹後面偷面一位苗族姑娘，姑娘用手遮住臉不讓我畫。

　　十年漫畫創作生活，在我的人生觀中孕育了一種「玩世」的思想，在藝術現中形成了一種「醜極即美、美權即醜」的觀念。自從抗日戰爭爆發以後，拯救民族的愛國情感沖跨了這種小市民趣味，毅然走上抗日鬥爭的大道，促使我的思想境界豁然開闊起來，認識到醜惡的東西固然應該堅決揭露，美好的東西尤其應該大力歌頌。揭露醜惡的筆和歌頌美好的筆固然應有區別，但也不是截然相反，而是可以互相溝通，互相滲透。這種溝通與滲透，反映在我的苗區速寫中，成為美醜雜陳，真偽交錯，待到加工為國畫創作，便是一鍋夾生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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