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敘滄桑記流年(31)_葉淺予

三一

　　§2-7.在政治部三廳編《日寇暴行實錄》

　　1938年春季，武漢形勢稍稍穩定，蔣介石在大本營裡成立了政治部，部長是蔣的親信陳誠，並特邀共產黨的周恩來和農工民主黨的黃琪翔當副部長，象徵國民黨的「統一戰線」。周恩來推薦郭沫若當第三廳廳長，主持對內對外的文化宣傳工作。三年前被國民黨特務機關扣留在南京的田漢和陽翰笠，也被吸收進三廳，陽當秘書長，田當第六處藝術處長。在田漢的六處裡，戲劇、電影、音樂、美術人才濟濟。原定徐悲鴻當美術科科長，未到任，由倪貽德接替；戲劇科的首腦是洪深；音樂科有張曙、洗星海；電影科有鄭用之、史東山。對外對敵宣傳處定為第七處，首腦是原武漢大學教授范壽康，部下有馮乃超。有人把三廳的陣容比之為北伐時代武漢政府的總政治部，那時郭沫若也在其中。我以為按陣容說，三廳要比當年的總政大得多，不過兩者之間的確有相似之處。第一，當時是國共第一次合作階段，蔣介石尚未叛變，其部長鄧演達是第三党首領，國共兩黨之間的中間派；現在的三廳政治部則有共產黨的周恩來，第三党的黃琪翔，郭沫若可以說是前後兩代政治部的紐帶人物。第二，就政治形勢和時代背景講，1927年華北和東南諸省尚在軍閥統治之下；1938年華北和東南諸省則已陷入日寇的魔爪之中。所不同者，1927年北伐大軍處在氣壯山河壓倒對方之勢，1938年中國人民卻處在抵禦外海的怒潮駭浪之中。

　　我在1927年還是個剛滿二十歲的青年，雖然也經過1925年「五卅」慘案的洗禮，懂得一點匹夫之責，然而對祖國前途該走向什麼方向，卻是糊塗的。當蔣介石叛變革命，殘殺共產黨之際，我跟在朋友後面，前後參加了蔣記淞滬警察廳政治部和海軍政治部的宣傳工作，穿起了軍裝，背上武裝帶，還自以為是革命隊伍中的人了。1938年的葉淺予，卻頭腦清醒多了，知道中國該走什麼道路，知道自己該怎麼做一個正直的中國人。

　　漫畫宣傳隊加入到三廳的編制之中，仍然保持一貫的樸素作風。六處要我兼任該處的美術科工作，給了我一個中校軍銜的科員職位，我把個人應得的中校餉銀併入漫畫宣傳的活動經費，和大家共甘苦。這種共守的生活作風，一直保持到武漢撤退、集中桂林，我被調到七處並派往香港，暫時脫離漫宣隊為止。

　　南京淪陷以後，我軍節節敗退，日寇沿著長江兩岸繼續前進，矛頭指向武漢。此時三廳已大規模展開了工作。在我記憶中，值得懷念的有這麼兩次活動：一次是漢口大街上的愛國募捐遊行。幾十人共抬一面足有一畝田大小的巨大國旗，以大鑼大鼓為前導，幾輛大卡車裝上擴音喇叭，不斷播放救亡歌曲和愛國演說。街道兩旁商店樓上樓下紛紛向國旗拋金銀，飛鈔票，聲勢浩大，驚動全市。演劇隊邊走邊演街頭活報劇，漫宣隊手擎大布畫，浩浩蕩蕩，通過漢口的五裡長街。這氣勢雄偉的募捐與宣傳大遊行，一掃南京失陷、我軍節節敗退以來所造成的低沉空氣，重新鼓起共赴國難的高昂情緒。另一次是慶祝台兒莊大勝利。三廳各處全部動員，組織各界群眾在黃鶴樓下蛇山礬頭長江岸上開群眾大會。會場上族旗招展，歡聲雷動，郭沫若站在臺階高處，以其洪鐘大呂之聲，向群眾發表演說。長江上的大小輪船與快艇汽笛喇叭齊鳴，我站在漫畫宣傳隊隊伍中，聯想起三國演義中劉備、孫權兩家聯盟，火燒曹操十萬水軍那種沖天氣概，感到無限豪情，渾身是勁。晚上回到駐地，和隊員們暢談下午的豪邁氣派，誰都覺得中國雖弱，只要全民動員起來，擰成一股勁，這個弱就會變成強，這個道理在毛澤東那篇《論持久戰》裡說得十分透徹。我們有幸，在國共合作的第二階段裡，得以發揮我們的聰明才智和渾身氣力，為保衛祖國作出貢獻，真是幸福。

　　三廳六處美術科同人，組成了一個美術工場。為全民抗戰製造精神炮彈。大概在八、九月間，全體動手，在蛇山礬下的城牆上畫了一幅全民抗戰大壁畫，為以後的美術宣傳開創了一種新的方式。參加畫這幅大壁畫的畫家有：王式廓、馮法模、李可染、倪貽德、周令別、周多等人。

　　軍委政治部成立後，各戰區相繼成立政治部，漫畫宣傳工作受到重視。三戰區司令部設在上饒，政治部主任是谷正綱，他向我們提出為他組織一個漫畫宣傳隊。經大家商議後，認為在東南戰區擴展我們的工作，有其必要性。這時我隊新參加過來幾個成員：浙江來了葉岡，廣東來了黃茅、麥非、廖冰兄，隊裡便決定由張樂平領隊，陸志庫、陶謀基、葉岡、麥非為隊員，派往上饒。老隊員胡考因參加《新華日報》工作；張什、陶令也去西安開闢新陣地，先後離隊。我於8月間受三廳委託，去香港督印《日寇暴行實錄》也暫時離隊。留武漢的隊員還有特偉、白波、廖冰兄、宣文傑和黃茅等。

　　日寇佔領南京，大發獸性，屠殺南京人民的暴行在世界傳開，也傳到武漢。東南前線從日寇俘虜身上接到不少這類照片，彙集到政治部，政治部決定編印一本畫冊向國內外人民揭露這一慘無人道的滔天罪行。這個任務交給了三廳；由六、七兩處派馮乃超、史東山、馬彥祥、葉淺予等五人緊急投入工作。我們把這類照片分為燒、殺、淫、劫幾類，編成十六開本畫冊，並搜集日本和外國報刊已發表過的同類照片作為補充，由我攜帶原稿專程趕赴香港，委託商務印書館印刷廠代印。將近一個月，印成一萬冊，交廣州鐵路局急運武漢。第一批樣書由我隨身帶赴武漢，此時三廳已由武昌曇花林遷到漢口海關大樓，我把樣書交給有關領導，任務交待完畢，便等候大批畫冊運到。不料日寇包圍大武漢的攻勢愈來愈猛，與此同時，敵軍又出兵攻佔了廣州，切斷我大後方和海外的交通。我很擔心這批畫冊能否及時從廣州運到。正在緊急關頭，三廳奉命向長沙撤退，我和漫宣隊會合，一同撤往長沙，三廳在長沙暫駐，漫宣隊全體成員以畫壁畫為主要任務，在車站、碼頭、通行大道展開活動。過了幾天，秘書處的人告訴我，全部畫冊已經運到長沙，正在開箱清點，準備分送有關單位。這下我心中的一塊石頭才落了地，要不然，此書流落廣州，若被敵人截獲，豈不前功盡棄。

　　這本《日寇暴行實錄》如果能夠提早運到武漢，讓留在這個抗戰中心的中外人士都能看到，其社會影響將無可限量。老實說，我們這些為國為民一心抗日的人，如果頭腦清醒，行動迅速，利用武漢的印刷條件，在武漢撤退之前早早印出，早早散發，其效果不知要高出多少倍；偏偏迷信香港的印刷條件，反倒貽誤戰機，在宣傳上吃了敗仗。如今回憶往事，其咎還在於我們太書生氣，不能適應瞬息多變的戰爭形勢，加上坐機關沾染上的官僚主義積習，遇事只循常規，不講效果，每每出錯。由此而想到八年抗戰，最大的錯誤在於不能準確估計形勢，不能利用有利條件，取得戰略戰術上的勝算。就這本《日寇暴行實錄》而言，在長沙大火之前，管發行工作的人如果真正做到物盡其用，及時散發出去，一本一本送到人們手裡，倒也罷了，但照當時辦事效率看，我實在懷疑其中有些書是否埋葬在長沙大火之中了。

　　中日簽訂和平協定之後，近幾年，日本政府無視協定精神，對侵華戰爭採取不負責任的態度，幾次挑起教科書事件與參拜靖國神社事件，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馬彥樣把《日寇暴行實錄》這本書獻出來公之於世，警告全世界人民決不能忘記歷史的教訓。1985年南京建成了日寇大屠殺殉難烈士紀念館，1988年7 月又在宛平縣建成抗日紀念館，我這才覺得稍稍松了一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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