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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


  §2-4.漫畫宣傳隊與南京的抗戰漫畫展覽

  共產黨抵禦外侮的宣言和國民黨共赴國難的號召,促成了上海文化藝術界的大聯合,成立了中國文藝界救亡協會。這是「左聯」糾正關門主義之後舉起的一面大旗,美術界首先響應的是漫畫界救亡協會。當時上海出版的漫畫期刊有四、五種之多,以魯少飛主編的《時代漫畫》資格最老,擁有畫家最多;「左聯」的《生活漫畫》雖系後出,門戶卻很嚴,一般漫畫家不容易和它靠攏。在漫畫界救亡協會的旗幟下,各組織彼此破除了門戶之見,攜起手來,共同為抗日救國大業出力,以協會的名義,出版了《救亡漫畫》五日刊。我從南京來到上海,看到戲劇界紛紛組織起演劇隊,到外地去做發動群眾共赴國難的宣傳工作,認為南京在宣傳工作方面是個空白,漫畫家應該去填補空白。於是和上海的漫畫家救亡協會的負責人魯少飛商量,組織一部分漫畫家進軍南京,開展抗日宣傳活動。這個倡議立刻受到漫畫界老戰友的響應,一天之內漫畫宣傳隊即成立起來,報名的有張樂平、陸志率、特偉、胡考、白波、宣文傑、陶令也、席與群等。大家推舉我當領隊,同時,還得到其他救亡團體的資助,使我們有了最低限度藥生活費和必要的活動費,於8 月31日在上海西站登上滬甯快車,向南京進發。

  「八·一三」上海之戰爆發,上海北火車站已經成為戰場,滬寧鐵路改以西站為起點,走一段滬杭線,轉入新近鋪軌完成的蘇嘉線,在蘇州轉入滬寧線。一路走走停停,所費時間比平時多出一倍以。我們和開赴前線的兵車逆向行進,8 月梢,天還熱,各人都是輕裝。這一次出行,不知這場戰爭要打到什麼時候,心裡只有一個底,一切行動聽戰局指揮,要我們到哪裡就到哪裡,要工作多久就工作多久,誰也沒有個人打算,一切交給抗日救亡了。我的底也和大家一樣,一切都交給了抗日救亡,然而我是領隊,又是老南京,我首先要考慮到達目的地以後的活動方式,還要考慮全隊的生活與安全問題。

  到了南京,以國府路廊東街德鄰村二號我的住所為駐地,沒有床,全隊人員睡地鋪。我帶了魯少飛的介紹信和樂平、特偉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求見部長邵力子。邵立即接見,我們提出漫畫宣傳隊在南京開展抗日宣傳工作的要求,希望宣傳部能資助一筆活動資。邵首先表示歡迎,繼而談他對抗日戰爭的看法。他認為這次戰爭打不長,你們上海文藝界的人組織這個隊那個隊上南京來,太衝動了,最好不要隨便亂跑。接著看了看我們的名單,其中有特偉、白波等名字,他便說你們青年人取這種怪名字,是否別有用意?至於經費嘛,我們研究研究再答覆。聽了前面潑冷水的話,我們心裡已經懷疑;等聽了後面訓人的話,我們心裡更氣,說了句「知道了」,便匆匆告別。

  回到隊裡,大家研究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態度,明明白白是表示不歡迎民眾起來共赴國難,說明廬山官冕堂皇的號召不過是應付一下全國人民抗日救國的豪情壯志,並不真正贊成人民群眾揭竿而起共赴國難。華北與上海打起來了,也許是不得已抵抗一陣,並不想和日本拼個你死我活,可見邵力子的話並非信口胡言,而是有國民黨的政策依據。走訪邵力子使我們明白南京政府對抗日戰爭的真實態度:一怕日本強敵,怕江山保不住;二怕老百姓起來,打亂國民黨的陣腳;三怕共產黨混進南京來搶奪共赴國難的宣傳陣地。邵力子是國民黨的元老,對我們這夥上海闖來的冒失鬼,以為用幾句官腔即可以嚇退,根本不理解中國老百姓破釜沉舟和日寇決一死戰的心理。日本的炮火嚇不退我們,你邵力子幾句空話就能唬住我們嗎?

  你中央黨不資助我們,我們找地方黨去!我和國民黨南京市特別黨部負責人梁寒操在南京的文藝活動中打過交道,我便去找他,告訴他我們碰了邵力子的釘子,問南京市是否要我們做點宣傳工作。他拿起電話,通知市黨部接待我們,盡可能幫助我們取得必要的工作條件。經過具體商談,即日起市黨部騰出一個大廳作我們的畫室,招待一日三餐,並在兩星期內以高速度、高標準籌備一個抗戰漫畫展覽會。這時,蘇州的陶謀基和南京的張什也參加進來,壯大了我們的隊伍。

  我們按時上班,每天一進畫室便忙碌起來。大家一起議定了整個畫展的主題內容,具體畫題分配到每個人。其中一大幅抗戰形勢地圖,由幾人合作;一大幅《松花江上》,反映「九·一八」那首歌詞的內容,因張付老家在遼寧,他棄家流浪到北京,在京畢美專學畫,這個題材就分配給了他;其他的畫採取宣傳海報形式,按日寇暴行、全民動員、抗日英雄、漢奸醜相、時事諷刺等不同內容,根據個人特長作了分工,各自負責創作。有關繪畫工具材料,派專人採辦並管理。席與群有一台攝影機,除了作畫,還擔任攝影工作,拍攝工作進程和展覽期間的行動情況,以留作檔案並向新聞單位供稿。宣文傑原是《時代漫畫》助理員,是主編魯少飛的得力助手,理所當然地成為漫畫宣傳隊的總秘書和總財務。後來我們轉移到武漢後,他還擔任漫畫界抗敵協會聯繫全國漫畫家的組聯總管。我們在武漢出版的《抗戰漫畫》半月刊,宣文傑駕輕就熟,一身兼管組稿、印刷、發行等各種業務。抗戰八年,漫畫宣傳隊的一切行動,包括全部業務、人事變動、對外關係等等,宣文傑心裡都有一筆總帳,誰也替代不了他。要寫抗日年代的漫畫史,就得找他。

  1937年9 月底,抗戰漫畫展在南京新街口大華電影院開幕。國民黨南京市黨部打破宣傳工作的門戶之見,充分信任社會的力量,支持漫畫宣傳隊自發的愛國熱忱,執行共赴國難的大政方針。南京電影院人流進出,改變了原來空氣沉悶、精神訪煌的局面。南京電影院自「八·一三」滬戰爆發以來就已停業,它的經理是個美國華僑,此時已經裝好行李,準備回紐約去重操活雞行買賣舊業。抗戰漫畫在此展出,也算他臨行之前為抗日救國作出了一點貢獻。

  在此期間,經常有人前來聯繫,要我們出力擔任這樣那樣的任務,我們也在考慮如何發揮更大的力量和以更好的方式去為抗日救國事業服務。我們先接受了鎮江市提出的舉辦流動展的建議,振奮了鎮江市民的抗日情緒;繼而蔣介石的軍事委員會政訓處派人來聯繫,希望我們加入他們的美術宣傳部門,擴大美術宣傳力量。他們本來有一個美術小組,在如此宏偉壯闊的抗日大運動中,感到力不從心,正為難之時,想不到漫畫界的核心力量送上門來,而且用不著花大錢就能為它所用,即使最大的傻瓜也不會放棄這麼大一筆財富,所以積極和我們合作。在我們自己方面,所考慮的乃是今後的活動天地,總得有個依靠的力量,資助我們的工作;軍委會是全國抗戰的指揮中心,我們為這個中心做點工作,也許影響會更大些。經商議後,我們決定接受政訓處的邀請,作為一個獨立單位,每月由他們提供三百元經費,在他們指導下,進行有效的抗戰宣傳工作。

  從此以後,我們的工作關係由南京市黨部轉到了軍委政訓處。政訓處的負責人是袁守謙,這人有點文人氣質,不像個軍人,因為我們不是他的直屬部下,見了我們這群上海來的流浪漢,總是比較客氣。當然,他也從南京電影院的展覽會裡看到了我們對抗戰的貢獻,所以時常表達出對我們這群流浪漢的敬畏之心。

  我們這群人平常靠賣稿過日子,在市黨部幹了一個月,他們除了供給吃飯,讓我們填飽肚子外,不支付其他報酬。在政訓處,每月給三百元,包了一切,我們除自己花錢吃飯外,每人還可以支點零花錢,駐地則仍在國府路廊東街我的住處。每天工作完畢,沒有其他娛樂,養成了讀書學習的風氣。這時我開始接觸到《共產黨宣言》一類馬列主義的書。特偉、胡考身上,就帶有這一類書,大家輪流閱讀,思想境界開闊起來,對個人與國家、民族的關係擺得比較端正些。這也許因為我們從事的漫畫工作,從來都和社會動盪、國家安危、民族興衰休戚相關。在此國難當頭,民族危急之際,大家都能刻苦自勵,以大局為重,事事爭先;個人如有困難,隊員之間也爭著解囊相助。記得11月間漫宣隊奉命撤往武漢,我口袋裡裝著的剛領到的一個月三百元經費,在長江輪船上被竊賊偷走,我十分為難,隊裡馬上開會公議,誰身上有錢,誰先墊著,以後再想辦法。當時一下子湊了一百多元,全隊一個月的生活有了著落。

  在南京的畫展裡,我根據報上發表的照片,畫了一幅上海空襲黃浦江敵艦的空軍英雄形象。碰巧幾個空軍戰士來參觀,其中一人就是我所畫的樂以琴,便邀他和我在畫前留了一影。事過五十年,1986年我在北京收到一封四川來信,附寄這幅留影的剪報,說樂以琴在參觀畫展後不久,即在一次空戰中犧牲了,來信打聽當年我們在展覽會場見面的情況。回想起來,這雖是一次巧遇,也可以說明在抗日戰爭的大事業中,只要你為國家民族貢獻一點力量,彼此之間都是息息相關的。我和空軍烈士樂以琴之間,就有這麼一段因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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