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敘滄桑記流年(1)_葉淺予

一

　　§第一部　上海創業史
　　§1-1.品學皆劣的中學生

　　1922年我十五歲時，高小畢業，投考杭州的中學。吸取前一年投考第一師範失敗的教訓，這次考了三個學校。除一師之外還加考一中和新辦的鹽務中學。結果，一師仍然落榜，一中和鹽中皆被錄取。父親認為鹽中是鹽運使衙門辦的學校，畢業後找工作較有把握。我也想，進一中，畢業後雖有利於升大學，但父親經商，不一定能送我進大學，於是決定順從父親的意願，讀鹽務中學。

　　鹽中校長蔣邦彥，金華人，是個奉系官僚，正在浙江鹽運使任上。鹽是國家專賣商品，鹽運使是監督鹽商的大官，也是保證提供八國聯軍賠款的稅收機關，權力相當大，油水也相當多。這位蔣運使，是個典型的老官僚，他辦這所中學，是想培養一批懂外文的青年，為監督鹽稅的帝國主義代理人服務。記得入學考試時，這位大官坐著四人抬的官轎，到考場來視察，我的小心靈裡不由閃過一個念頭：假使有一天我也能坐著官轎到處遊蕩，倒也威風！

　　入學以後，我第一學期相當用功，功課一點不拉；第二學期，每逢星期天，喜歡到書店去逛逛，看到心愛的畫冊，買本回來，偷空臨摹一番，相當愜意。那時畫冊大都是上海出版的山水花鳥石印本，也有古裝時裝仕女畫，我臨了一陣，似有所得，於是樂此不疲。與此同時，也對流行的福爾摩斯偵探小說發生興趣。這類小說除了單行本，還可在流行的「禮拜六」派雜誌中找到。讀了之後，腦子裡發生了離奇古怪的查案破案等等想像，也拿起筆來學寫偵探小說，竟至於入迷。雖然有了此等課外樂趣，讀書還算用功，此等樂趣反映了我求知方面的一大傾向，這和杭州這個新環境的誘導有一定關係。第三學期開始，眼界逐漸開闊，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參加了杭州學生大遊行，長途步行到拱宸橋的日本租界，向日本領事館提抗議，反對日本乘歐戰結束之機，強佔原德國租借地山東青島。同時我也接觸到新文化運動的書刊，如文學研究會主持的《小說月報》從中讀到外國文學作品，開始接觸外國人的人生觀和戀愛觀。我的思維境界更加開闊了。

　　到了1924年第三學年，我已是一個17歲的青年，看到西湖邊上男女學生並肩笑語，心有所動。碰巧，我的一個在女子師範讀書的堂姐，在湖濱見到我，看我已經不是一個孩子了，便問我，要不要交個女朋友？我臉雖紅，卻點了頭，表示願意接受。這位堂姐實在熱心，到了下一個星期天，就把我叫到女一師的會客室，介紹她的同學王文英和我見面，介紹完，她即溜走。我和王文英兩人幹坐在會客室裡默然相對，不知說什麼好。只記得我們年齡相同，約定以後在通信中互相對話。匆匆告別，我才如釋重負，擺脫了尷尬的處境。回到鹽中宿舍，幾個比較接近的同學跑來問長問短，什麼女朋友長得可好看等等。我說，我們並肩坐著，誰也不敢正視對方，臉方臉圓沒看清，身高身矮站起來倒有個比較，似乎對方比我矮一點。如此回答，同學們當然不滿足，可是我這時心還在跳，不知如何是好，同學們見我精神恍惚，也就散了。

　　感謝那一時期讀的新文學作品，使我對所謂自由戀愛有了一個模糊的框框，對如何寫情書也有了一點可以借鑒的資料。從這個學年開始，我和王文英平均每星期通一次信。每當粉紅色或淺藍色的信封從門房那兒取回時，我的心直跳，揣摩信裡寫的什麼，待到打開信封，看完簡單平凡的語言時，情緒倒又平靜下來。信的重要內容是，下個星期日我們將在什麼地方見面，到什麼地方去遊玩。我心裡盤算，到湖濱幾公園見面？到嶽墳還是湖心亭去玩？得馬上回信，可不能耽誤時間。等到寫了回信，又急切期待美好時刻的到來。若遇到星期六天氣不好，陰雨連綿，我就無心聽課，歪著脖子看窗外，哪怕雨稍稍停一下，心理負擔也就輕一點，不用說這天晚上一定失眠。

　　我在後面《婚姻辯證法》一書裡，把寫情書叫作「紙上談兵」。我和王文英在紙上談了一年的兵，到最後竟然發展到希望成為永久伴侶的地步。王文英借看我堂姐為名，這年暑假到我桐廬老家來看我，我卻不敢向父母直言，她就是我未來的對象。

　　第三個學年終了，鹽中向學生家長通報學生成績，我的學業是丙等，操行也是丙等。父親雖未向我追究，我心裡卻直打鼓。交女朋友談戀愛是個違反校規的操行問題，至於學業丙等，則有全班滑坡的普遍性，因為從本學年起，採用外國原版教科書，教師外文水平不高，上課照本宣讀，學生如墜五里霧中，考試時又要外文答卷，學業成績如何好得了；加上這學年終了，我和幾個同學擁到英文教員房間，要求免考，被訓斥一頓，認為是「越軌行為」，也算到了我的品行賬上。連拿兩個丙等，怎麼還有面子上第四學年？於是暗中串連四個成績差的同學，作越級考大學的準備。當時我們認為廈門大學是個理想的目標，因為那裡剛鬧過學潮，一部分師生離校到上海創辦大夏大學，廈大大傷元氣，繼續招生時特別願意把浙江籍學生。我們通過一個浙籍助教和一個浙籍高班學生的關係，瞭解到考試日期和考試科目，便在1924年暑假期間；匆匆就道。王文英瞭解到我的窘況，願意和我共患難，一同去考廈大。這樣，我們五個浙江學生，約好先坐火車去到上海，兩天后搭上了去廈門的英商太古公司的海輪。在輪船碼頭，碼頭工人把我們幾個鄉下青年攔住，強要我們每人出一元錢，把我們的鋪蓋行李提上船去，說如果不出，便不讓我們上船，這是碼頭規矩。我們只得乖乖地被敲了竹杠，才得上船。

　　我們買的是統艙票，因為是夏天，就在船的後甲板上占了個鋪位。打開鋪蓋，露天睡覺，落得涼快。誰知第二天晚上遇到大雨，鋪蓋全部淋濕，只好坐以待旦。第三天到達廈門，趕到廈大，找到關係人，才知道考期已過，但學校同意補考。考試結果，只一個姓金的同學被錄取，其餘四人落榜。回浙江吧，江蘇、浙江兩省軍閥正在上海交戰，此路不通。怎麼辦？幸虧浙籍教師幫忙，同意為我們四人辦一個補習班，才算安頓下來。

　　進廈大，想讀中國文學，而補習班自然是補中學高班的課。開班第一課是數學，先學代數，我腦子裡一盆漿糊，不知怎麼代法；後來學幾何，還有點門路，因為它與平面造型有關，和我的美術細胞對勁，我還學得津津有味。在補習班和王文英天天在一起，但因情緒不佳，兩人之間熱度漸退，她和幾個老學生有了接觸，對我日趨冷淡。到了年底，得知我父親經商失敗，他寄來旅費，催我回浙江。補習班諸人包括王文英，也都動搖起來，約定一同離開廈門回故鄉。我們買了一條貨船的客票，一起動身。這次的船有艙位，不像上次那樣風餐露宿，澆得一身濕，但這是只「野雞」船，到上海碼頭後沒有固定泊位，停在黃浦江上，等拉客的小舢板把我們拉上岸。那小舢板的主人乘機勒索，我們又被敲了竹杠才得上岸。

　　廈門地處閩南，氣候較暖，入冬以後出現一種怪現象：夏布長衫和棉袍子一齊過冬。事隔六十餘年，1988年秋後，我重訪廈門，夏布長衫雖已絕跡，當地人穿的仍是短袖短褲，而我已年逾八十，上身穿的是薄毛衫夾外衣，下身是呢子長褲。我想加入嚴冬，一定得穿呢大衣了。

　　在廈門半年，學得幾句廈門方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讀作「吉依灑西吾勒切博狗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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