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浦東抗日遊擊戰(57)_朱亞民

五七

　　§3．榮軍工作

　　我們從榮成向旅大撤退時，海上有國民黨軍艦巡邏，白天不能走，只得等到晚上。在夜間行船，還必須把燈全部關掉。結果我們的船偏離了航向。在朦朧夜色中，看到陸上一片燈火，大家以為已經接近旅大了。天亮靠岸一瞭解，才知是旅大與安東之間的篦子窩，我們只好登陸待命。後傳來命令，叫我們不要去旅大，改向安東。於是走陸路向東直抵安東。在安東，我們住了一段時間。不久，華中一批榮軍（即負傷的榮譽軍人）也來到安東。

　　那時，安東榮軍正在鬧意見，華中的榮軍也為給養、待遇等問題有不少意見。當時條件艱苦也是事實，北方的氣候比較寒冷，已是零下一二十度，還沒有烤火設備，發給榮軍穿的只是膠鞋，凍得難熬。在這種情況下，華中局決定成立華中駐東北第十四榮軍學校。上級派蘇皖邊區政府民政廳廳長孟東坡同志來找我談，要我出來工作。那時我傷情還不太穩定，有時要發高燒，但既然是組織上的意見，我就同意了，擔任了第十四榮校校長。帶華中榮軍到安東的高傑同志任政委，溫盛輝同志任政治部主任。華中局駐東北第十四榮校，有好幾個大隊，1000多人。

　　後來，我們十四榮校乘專列，經朝鮮政府同意，借道平壤，經圖們到牡丹江市。

　　牡丹江市人民政府不僅準備了大量車馬擔架，而且還組織了盛大的歡迎儀式。我們榮軍一下車，就受到領導和群眾的夾道歡迎，大街上彩旗飄揚，鑼鼓喧天，「歡迎華中老大哥」、「歡迎戰鬥英雄」的口號響徹一片。這樣，我們華中榮軍的榮譽感也上來了，隊伍精神抖擻，威武雄壯。一些同志不要車子接，不要擔架抬。如特等殘廢榮軍韓二輝同志，雙腿被鋸掉了，用一雙手撐到宿營地，表現出革命軍人堅強不屈的意志和毅力，使新解放區的廣大群眾深受感動。華中榮軍的模範行為也感染了東北榮軍。在歡迎會上，我見到了新華社駐浙東分社社長于岩同志，他正在牡丹江省教育廳當廳長，還有南匯喬陳家宅的喬新根同志，他原是張席珍同志的警衛員，也在這裡工作。他鄉遇戰友，大家分外高興和親熱。

　　幾天以後，我們華中第十四榮校又乘車轉移到東北行政委員會所在地哈爾濱。在原偽滿警察廳舊址有個很大的地下室，日本侵略者曾在這裡搞過「機器殺人」，在郎房用活人進行細菌試驗。我們組織榮軍參觀過。我到哈爾濱後不久，東北黨組織調我擔任榮軍管理委員會的秘書主任，具體負責東北榮管會的日常工作。

　　不久，組織上把我調到東北軍工部，給何長工部長當機要秘書。何部長對幹部很關心，我在七寶負傷之後的後遺症，就是在他的關懷下，經過醫治才得到基本解決。我負傷後腳板和小腿長期上夾板。傷口好轉後，小腿不能彎曲。這樣，兩腿不能落地走路，只能用兩根拐杖撐著走。在哈爾濱給我看病的是個日本醫生，他給我發炎的傷口又開了刀。我與他們商量能否設計一個器械，把僵硬的小腿關節通過牽引重新彎曲過來。我自己還設計了一個草圖。他們就按圖搞了一個器械，通過器械牽引逐步把膝關節彎曲過來，雙腳能夠落地。我終於摔掉了一根拐杖，可以靠一根拐杖走路，直至今天。

　　遼沈戰役勝利結束，我南下來到了瀋陽。現在我所用的這根黑藤手杖，就是解放瀋陽時的戰利品。不久，中央成立了華東局。華東局從山東的青州（現益都縣）駐地發來電報，調姜傑同志與我回華東工作，這樣我便南下到華東。1949年4月，我趕到南下幹部集中地臨城。南下班子已組織好，他們已經走了。我們從後面追上去。我一路搭車往前趕，直到長江邊。從揚州渡江，過江後在無錫找到蘇南區黨委，先碰到顧複生同志，經介紹見到了陳丕顯等領導同志。原來我應該是直接去上海報到的，但他們說，上海郊區是蘇南區黨委管轄的，你不要走了，就留在這裡。我想幹革命到哪都一樣，就留下來吧。這樣，解放上海時我到了松江，擔任松江軍分區副司令員。松江軍分區司令員是廖昌金同志，他是紅軍幹部，後來任江蘇省軍區副參謀長。

　　我到達松江軍分區不久，我愛人潘蘭珍同志隨十軍團到福建工作，組織上把她調來松江。她在山東道口與我分別後，一直戰鬥在前線，參加了著名的蘇中七戰七捷，魯西南戰役、孟良崮戰役、淮海戰役、渡江戰役，榮立過好幾個二等功和一等功。她是個老模範，一等功臣，很早就轉業了。我的孩子建華，跟隨我們走南闖北，在部隊上托兒所，進學校，從華東保育院到新華小學，一直到上海幹部子弟學校，後進入南京三中，中學畢業後考取了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

　　§4．淞滬地區的剿匪鬥爭

　　1949年5月，松江解放後，成立了松江軍事管制委員會，下設松江警備司令部，兩塊牌子，一套班子。我以松江軍分區副司令的身份，兼任了松江警備司令部司令，當時首要任務是開展剿匪鬥爭。範圍包括上海、嘉定、寶山、金山、松江、青浦、奉賢、南匯、川沙九縣即當時的松江專區。

　　為了建立和鞏固人民政權，安定人民生活，恢復國民經濟，必須全部肅清國民黨反動派殘渣餘孽。人民政府和各級軍事機關頒發佈告，號召各界人民迅速行動起來，協助軍隊和政府完成地方剿匪任務。

　　這一帶匪情我原來是有所瞭解的，但1945年我離開淞滬地區4年多，情況有很多變化。解放軍渡江後，這些殘匪，一部分逃到臺灣，一部分帶了武器竄到沿海島嶼，與我們隔水對峙。這些匪徒勾結陸地土匪，進行騷亂搶劫活動，破壞性很大。剿匪鬥爭和過去打遊擊不一樣，我們現在政權在手，不能打了就跑，而要在正規部隊、地方武裝、地方公安力量和人民群眾的密切配合下，依靠黨的政策，徹底清剿。

　　當時，我們黨的基本政策是：首惡必辦，脅從不問，立功受獎。凡被迫、被騙為匪者，只要能脫離匪幫，前來登記投誠，一律從寬處理；土匪、特務分子自動密報匪情，率眾來歸，帶槍投誠，或扣押、槍殺匪首，因而立功者，除將功贖罪外，亦酌情予以獎賞；凡罪大惡極，堅不悔悟者，定予依法嚴懲，至於自願立功贖罪、並見諸事實者，亦給予最後改過自新之路。同時，對匪屬和知情不報或隱藏包庇匪特分子等事項，都有明確規定。在政策的感召下，不少土匪、特務，棄暗投明，前來自首登記，各種槍支彈藥繳獲不少。僅奉賢一個縣，在1949年夏，就收繳了各種槍支283支，各種子彈3300餘發。

　　剿匪初期，一線是野戰軍，主要對付舟山群島的國民黨武裝殘敵。二線是我們軍分區，主要是清剿匪特。那時我們分區的部隊也不少，除分區本身有警備團外，各縣還有縣總隊設有獨立營。三線是公安部門，主要任務是肅特。我們密切配合協同作戰。為了確保大上海周圍的安全，由上海警備區統一協調，經常召開有關方面會議。那時，上海警備區司令員是郭化若，剿匪工作由參謀長林維先和軍法處長劉新屏具體負責。我們軍分區的剿匪工作與松江專區公安處處長趙一德，經常交換情報，配合得很好。公安處的偵察科長林有用同志，負責海防公安工作，是個浦東通。以後嵊泗列島劃歸蘇南行署以後，他專門負責海上剿匪，作風細緻，工作踏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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