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浦東抗日遊擊戰(43)_朱亞民

四三

　　我們部隊與浦東人民在抗日戰爭中結下的深厚情誼，是無法用語言來表達盡的。這種堅如磐石的軍民關係的建立，也是我們部隊的指戰員，依靠地方黨組織的支持和密切配合，積極開展群眾工作的結果。

　　在浦東，我們部隊和地方黨是有密切聯繫的，是党統一領導下的兩支形式不同的革命力量。我們部隊建立起來的秘密工作關係，根據工作需要，有一些也移交給了地方黨。地方黨也以浦東抗日武裝鬥爭為中心，開展各項工作。地方黨工作是非常謹慎的，有著它自己一套活動方式，平時不與部隊直接發生聯繫，但大家有分有合，配合默契。

　　浦東的地下黨工作的總負責人，開始是周強同志，後是陳文祥同志，我主要與陳文祥同志聯繫。

　　地方黨的工作非常艱苦。他們主要是秘密地、隱蔽地開展工作。因為沒有武裝力量保衛他們，又是在敵人的直接控制地區活動，所以，工作危險性很大。他們的主要工作是配合部隊的武裝鬥爭，積極開展群眾工作。有的以教員身份，利用教育工作之便，宣傳我黨的抗日主張和抗日鬥爭的大好形勢，積極開展減租減息的鬥爭；有的為我們提供有關各界人士的情況和許多重要的情報；有的動員優秀青年參軍抗日，還向我們輸送優秀幹部等等。他們在群眾中宣傳我們部隊，愛護支持我們的部隊，進一步密切了軍民關係，為部隊建設和遊擊區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我一直認為，我們在浦東的抗日鬥爭形勢所以能夠這樣好，這與地方黨的努力是分不開的。

　　§8．「兄弟會」組織

　　為了密切聯繫群眾，團結廣大群眾抗日，我們部隊開展了各種形式的民運工作，如組織「救國會」等群眾性團體。我們還根據當時農村的特點，在浦東組織了「兄弟會」這樣一種群眾性的非正式團體。這些團體成為黨團結廣大農民的橋樑和紐帶。

　　當時，浦東的政權被敵人控制著，建立革命政權還不夠條件。究竟採用什麼樣的組織形式，既容易被農民接受，又能隱蔽地把那些農村青年團結和組織起來，我想起了在香港中華印刷廠組織「兄弟會」的辦法，通過「兄弟會」團結了一批工人骨幹。我想何不也在農民兄弟之間，搞一些「兄弟會」呢？「兄弟會」者，是勞苦兄弟大眾聯合起來的意思。浦委姜傑同志也很贊成這樣做。這是我們浦東開展群眾工作的一種新形式。

　　正在這個時候，有個叫黃川農的來支隊部找我，要我介紹他到浙東去參加遊擊隊。一見面，原來他是香港中華印刷廠凹版課的黃清榮。他就是「兄弟會」的骨幹，罷工積極分子。他也大吃一驚，想不到「諸亞民」就是廠裡的朱複。久別重逢，分外親熱。他告訴我，他是南匯人，連柏生的親戚，要去浙東找連柏生參加抗日隊伍。我說：「老兄弟，去浙東是幹革命，在浦東也能幹革命，還是留下來與我們一起幹吧！」他說：「你準備叫我幹什麼呢？」黃川農當時還不是黨員。我對他說：「你現在回去先把你家鄉周圍的青年朋友，像我們工廠那樣，以『結拜兄弟』為名，組織『兄弟會』，做發動群眾的工作。」他答應了。

　　黃川農回到家鄉陳行、齡樓一帶，以做生意販賣糧食、棉花為掩護，正式籌建「兄弟會」。先在同姓中組織，然後擴大到異姓。在組織方式上帶有一點傳統色彩，但活動內容是發動群眾，支援和加入抗日隊伍。「兄弟會」開會，我去作形勢報告，宣傳抗日道理和黨的方針政策。「兄弟會」的「老大」都是我們的「骨幹」。黃川農有時也隨我們行動，一起研究「兄弟會」活動方式。這樣「兄弟會」組織如雨後春筍，逐步擴展到奉、南、川地區。

　　「兄弟會」組織起來後，發揮了很大作用。它實際上成為我們部隊和地方黨的外圍組織。有些地方的黨組織，是通過先建立「兄弟會」，然後在「兄弟會」中選擇優秀分子建黨。

　　在奉賢柘林地區開闢工作的黨員，先在鹽民中建立「兄弟會」，前後發展30餘人，不久就開始建黨。有些同志，是先參加「兄弟會」，然後參加我們抗日隊伍，入了党，成為黨的骨幹，如川沙的張震言、王新章等同志，南匯的朱伯英等同志。平時「兄弟會」還為我們傳遞情報，遇到戰鬥任務，「兄弟會」成員化裝成「小商」、「小販」摸到據點裡去，偵察敵情。「兄弟會」組織隱蔽，敵人是很難識破的。有時他們直接參加我們戰鬥，有時執行鋤奸任務，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第十二章　挺進浦西

　　§1．參加浙東軍政大會

　　1944年8月，世界反法西斯戰場已取得決定性勝利。強大的蘇聯紅軍勢如破竹，銳不可當，不僅把德國法西斯驅逐出國境，而且開始逼近德國本土。英美盟軍在歐洲準備開闢第二戰場。日本法西斯支持三年之久的太平洋戰爭已宣告失敗。美軍控制了南太平洋的主要島嶼。1944年7月，東條內閣垮臺。處於東方主戰場的中國軍民，經過七年多浴血奮戰，抗日戰爭也進入了一個新的轉折時期。8月21日，黨中央毛主席發出了要認真佈置滬、甯、杭、鄞間，廣泛開展遊擊戰爭，準備大城市武裝起義的指示。8月29日，中共中央華中局發出《關於開展寧、滬、杭、鄞等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工作的指示》。9月6日，浙東區黨委為了貫徹黨中央新精神，部署新的工作，迎接抗日戰爭全面勝利，發出召開首屆軍政幹部會議的通知。

　　浙東區黨委來電通知我和姜傑同志參加浙東軍政幹部會議。我們對浦東軍事、政治和行政工作進行了佈置。上級領導為了保證我和姜傑同志安全，要我們帶一部分主力武裝同往。支隊部決定，我帶翁阿坤和趙熊兩個主力中隊，並把繳獲來的那挺日本最新「九六」式輕機槍帶上。留在浦東的部隊由張席珍同志負責。

　　我們去浙東是極為機密的，沒有動用海防大隊的船。9月下旬的一個晚上，部隊集合在薛家泓一帶的海面上，挑選了兩條海船，趁漲潮直駛浙東古窯浦。我們登上岸後，被接到浙東遊擊司令部，受到領導的歡迎。帶去的兩個中隊，一面參加縱隊的軍事訓練，一面負責軍政大會的保衛工作。半個多月後，翁阿坤中隊先返回浦東。趙熊的特務中隊直到軍政大會結束，才與我一起回浦東。

　　軍政大會於1944年9月25日，在慈北洪魏正式召開。先由譚啟龍政委作了《目前形勢與我軍今後的任務》的報告。會議要求鞏固和擴大遊擊區，加強遊擊根據地的建設。大會總結了1943年2月區黨委擴大會議以後一年的各項軍政工作，特別是1943年11月開始的長達9個月的浙東第二次反頑自衛戰爭的經驗和教訓，取得了一致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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