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浦東抗日遊擊戰(41)_朱亞民

四一

　　一次，朱印天和同事胡家駒閒談。胡對他說：「吳淞鐵路站台邊，日本軍用倉庫房邊堆放著一捆捆槍支。日本鬼子領班細川要把我調去吳淞檢車，我要養家糊口，經常跑單幫，怎麼辦？」朱印天一聽，感到機會來了，說：「我與你調。」朱通過胞弟朱印祥向北站日本檢車區長提出與胡工作對調。檢車區長當即同意。

　　朱到了吳淞鐵路場地後，日本領班細川跟得寸步不離。槍是看到了，無法下手。朱為了偷槍，工作特別「賣力」，對細川也特別「巴結」，看見日本執勤人員也特別「客氣」。朱會說幾句日本話，就經常與他們熱情寒暄一番。領班細川愛好釣魚，朱為了投其所好，就約他到郊外釣魚。日本人對他由嚴加防範到慢慢放鬆警惕了。

　　堆放在站台的槍是戰場上搜集起來運回日本去的，有好有壞。朱印天以檢車為掩護，接近槍堆，先用尖嘴鎯頭鉤松捆槍草繩。當日本哨兵踱步走過時，他把看中選好的槍迅速抽出，塞進停靠在站台邊的車皮底下的刹車埂上。這些槍隨車皮運到了上海北站。他事先抄下車皮的號碼，回北站後再去取回。

　　有一次，他看中一挺較好的捷克式輕機槍，槍拿到手了，但無法把槍運到去北站的車皮上，因為這中間有一段五六十米長的開闊地。朱急中生智，見站台上當作坐墊的蘆席滿地。朱就走到日本哨兵邊，恭恭敬敬地提出請求：「海達生！莫枯諾榻榻米，新焦新焦」（軍隊先生！那邊的蘆席送給我）。日本哨兵很熟悉朱印天，就隨口答應：「唷西（好的）。」朱就揀了一張蘆席，把機槍一卷。鬼子看著他，越過三股軌道，往車輛邊一放，坐在蘆席上休息。當日本哨兵不注意時，他以檢修車輛為掩護，把槍塞進了去北站的車皮底下。朱為了藏槍，在北站虯江路站台附近，收拾了一間破房子，外面用鐵皮釘好，平時經常住在裡面。槍運到北站後，晚上就去找有記號的車皮，把槍運到小房子裡。偷到的有機槍、步槍，為便於隱藏、轉運，他把柄敲掉，只留槍身。槍越來越多，床底下塞不下了，就偷偷藏在房子外的垃圾堆裡。

　　誰知有一天，垃圾堆因有人倒了電石，冒煙失火。日本司令部的一個軍官跑來大罵領班，要領班翻垃圾堆。當班的幾個工人平時看見朱印天在裡面藏什麼東西，怕出事，馬上過去把垃圾堆裡的電石挖了出來，熄滅了電石煙，總算避開了這場大險。

　　朱印天感到30多支槍藏在北站太危險，多次寄信來浦東讓我們取，但部隊總是沒有來取。他哪裡知道我們部隊都到浙東去了。

　　朱決定把槍轉移到自己家裡。朱家在貝蒂塵路（今成都南路）185弄成慶裡2號，為了保險，他把妻子送到娘家去住。但槍如何運回呢？蘇州河上所有大橋都有哨卡，白天檢查行人，晚上更嚴。朱想到了與日本領班細川去釣魚，幾次通過哨卡，熟悉幾個日本人。他就把槍裝在釣魚竿長袋裡，綁在自行車上，外邊露出竿梢，前面掛了一桶從小菜場上買來的鮮活魚。到了哨卡，鬼子拎拎掛在龍頭上的活鯽魚。朱面不改色心不跳，用日本話問好：「唷西。」日本人回禮：「刹唷那啦（再見）。」就這樣，一次次把槍運回家，放在地板底下，但浦東還是沒有人來取槍。

　　那時我已重返浦東開展內線反「清鄉」，與朱印天唯一的連絡人朱剛才歸隊，不久，朱剛同志又不幸被捕犧牲了。朱印天寄的信，我無法知道。

　　由於我帶手槍隊由分散隱蔽轉入主動出擊，在浦東連打幾仗，影響擴大。有一天，朱印天的同學吳白萍，把聽到我們部隊在南匯、奉賢襲擊日軍消息告訴了朱印天。朱印天連忙趕下鄉，直接找到朱剛烈士的妻子——朱的堂妹朱新官，打聽到了蕭仁傑、吳仙鶴，終於見到了我們部隊的張圮同志。張圮將他領到一個村上，與我見了面。我聽了他機智勇敢的偷槍、藏槍和運槍的經過，深受感動。當時他還是一個革命青年。我高度讚揚他。由於部隊人手少，為安全穩妥起見，我對他說：「上海的武器除機槍、衝鋒槍和好的步槍外，其餘不必帶來。目前敵人封鎖很緊，本來與我們有關係的往來上海的船隻已經中斷。這些武器最好還是用老辦法偷運過黃浦江，我就有辦法。」

　　朱印天回去後，動員了沈品芳和謝展兩同志，拿了三副釣魚工具，趁他妻子一早去小菜場機會，迅速將1挺輕機槍、4支衝鋒槍、12支步槍裝進三隻釣魚袋，雇黃包車拉到董家渡碼頭，順利通過檢問站。到了浦東，又叫黃包車拉到鄭家橋天主堂附近。他們就到河邊假裝釣魚，趁人眼稀少，麥子又尺把高，把槍塞進草包棺材頂上，做好記號。然後，他又來部隊，告訴我藏槍地址。不久，我們就把槍取回來了。

　　朱印天同志懷著國仇家恨，正式參加了部隊，參加過許多戰鬥。解放後他曾任上海南市區分安局的偵察科副科長。

　　§5．摧不垮的情報網

　　我們遊擊隊在敵人的眼皮底下活動，必須情況明，知己知彼。這除了地方黨與我們有情報交換關係外，我們部隊根據活動區的地理交通位置，活動的需要，還建立了幾個十分隱秘的交通情報站，也稱聯絡站。有些交通站除送情報外，還承擔傷病員的安置和部隊給養等任務，工作非常危險。

　　大團鎮周圍是敵我雙方鬥爭的敏感地區。我們為了控制大團敵人動向，先後建立了邵根發、張躍明、王順祥、許夢根（許順）、王金章、王順根等情報站。林志傑家是經常活動的交通站。許夢根由于出生於大團，人地熟悉，我們給他三個任務：第一，探聽敵偽軍在鎮上的動靜，得到情報，立即傳送；第二，替部隊採辦軍需給養；第三，協助支隊徵收主任張磊徵收南四團和大團的愛國捐。他家住在蟠龍橋北施相公弄裡，我們通過他斜對面顧阿三房子裡的韓桂根，開設了一個由七八個裁縫的被服廠，專門為我們部隊縫製軍衣、軍被。有時也為我們採辦些油、鹽、醬和蔬菜等日用品。

　　邵根發原來住在南匯中心橋一帶的邵家宅。他的叔叔邵厚生是催征吏。他家還是反「清鄉」前我們與土「忠救軍」馬伯生談判的地址。邵後來不當催征吏了，差使交給了侄子邵根發。他家是我們的一個聯絡站，來來往往的人很多，後被人告密，日本人把邵根發抓起來拷打，房子全燒光。經營救，邵根發獲釋，但日本人不准他住在鄉下，要他住在大團鎮據點裡，把他控制起來。為了生活，邵在大團開了一爿米行，實際上還是在為我們做情報工作。

　　南匯七區方家宅的方培根，外號方鬍子，也是重要的情報員。他家也是一個聯絡站。他是地主，但支持抗日。有個叫沈正伯的叛徒，帶了鬼子、偽軍，從南匯的北面到南面領捉情報員。敵人根據沈正伯指認，把方培根和他兒子一塊抓去，嚴刑拷打，上老虎凳，灌辣椒水，坐電刑，敵人問方認識不認識叛徒，方明明認得他，但矢口否認，回答「不認識」。敵人把他們父子倆折磨得死去活來，但方一句口供都沒有。敵人無奈只好釋放了方培根父子倆。方回家後，家裡的聯絡站不能設了，但還是為我們提供情報。我們北撤後，國民黨偽鄉長閔剛威迫方為他們幹事，方為保全自己只好應付。當時敵我雙方鬥爭錯綜複雜，解放後方培根被我政府作為反革命分子鎮壓了。「文化大革命」後，通過全面調查，確認方培根雖然在我軍北撤後追隨過國民黨，但沒有幹什麼壞事，而他在抗日戰爭時期，特別是反「清鄉」中，為我們做了許多好事，還是有功勞的。為此，我出具證明，政府有關部門給予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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